国家宗教事务局


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印发《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规则》的通知




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规则》已经2013年10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第6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规则》（2013年10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第6次局务会议通过）



国家宗教事务局
2013年10月29日




附件

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规则

（2013年10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第6次局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宗教事务局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水平，根据《国务院工作规则》及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全面正确履行政府机构职能，努力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部门。
　　　　三、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的准则是，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实事求是，民主公开，务实清廉。
　　　　四、国家宗教事务局要坚持“保护、管理、引导、服务”的宗教工作理念，践行“尊重、包容、团结、合作”的机关核心价值理念。
第二章　领导职责
　　　　五、国家宗教事务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领导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全面工作。副局长协助局长工作。局领导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认真履行职责，为民务实，严守纪律，勤勉廉洁。
　　　　六、局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局党组会议，局长召集和主持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须经局党组会议、局务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七、副局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局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以代表国家宗教事务局对外参加活动；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局长报告。
　　　　八、局长出访、出差、脱产学习期间，由局长指定的副局长主持工作。副局长出访、出差、脱产学习期间，其分管的工作由局长或局长指定的其他副局长代管。
　　　　九、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领导本部门、本单位的全面工作，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协助主要负责人开展工作。司级非领导职务受主要负责人委托，可以负责或协助某一方面的工作。
　　　　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要各司其职，顾全大局，协调配合，切实维护团结统一、政令畅通，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宗教事务局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全面正确履行职能
　　　　十、要加快推进职能转变，优化职能设置，提高行政效能，加强宏观管理，完善制度机制，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机构职能体系。
　　　　十一、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保持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十二、加强和改进依法管理，注重分析研判宗教领域的现状及动态，提出处理宗教领域问题的政策措施，健全完善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制止非法的宗教活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十三、重视和加强正面引导，指导宗教团体依法依章开展活动，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帮助宗教团体办好宗教院校，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十四、注重提供公共服务，帮助宗教界解决实际困难，推动社会各项公共服务延伸、覆盖到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
第四章　坚持依法行政
　　　　十五、要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建设法治机关。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承担责任。
　　　　十六、根据宗教法制建设情况和宗教工作实际需要，拟定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
　　　　十七、根据宗教工作实际需要，适时提出宗教事务方面的行政法规草案，制定、修改或废止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十八、起草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要坚持科学民主立法，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做到备而不繁，简明易行；要扩大公众参与，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所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草案都要公开征求意见；要对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实施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十九、制定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决定、命令的规定，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执行《国家宗教事务局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涉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侨的事项，须事先请示国务院。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重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报经国务院批准。制定的部门规章须按照规定报国务院备案。
　　　　继续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增设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在发布前须由局法制工作机构作合法性审查。
　　　　对于其他单位征求国家宗教事务局意见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由局法制工作机构协调办理，局机关其他部门对涉及本部门业务的内容协助提出工作意见。
　　　　二十、按照行政许可规定，加强行政程序制度建设，明确实施行政行为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规范宗教事务部门实施宗教事务管理的职能。
　　　　二十一、要严格执法，健全规则，规范程序，落实责任，强化监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
第五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二十二、要健全完善重大决策程序规则，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二十三、凡事关全局的宗教政策法规、工作规划、工作部署、领导重要讲话、重要会议、上报中央的重要意见建议和财务预决算等重大事项，由局务会议讨论和决定。
　　　　二十四、凡做出重大决策和制定政策法规，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视情经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合法性、必要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论证；要充分听取相关部门、地方宗教事务部门、各全国性宗教团体的意见；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和信教群众切身利益、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采取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
　　　　二十五、局机关各部门的重要事项须集体研究，并向分管副局长请示、报告。各直属单位实行法定代表人负责制，涉及业务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应当征求局机关相关部门意见，向分管副局长请示、报告。
　　　　二十六、要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决策部署，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实行责任追究。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七、要深化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办事公开制度，健全信息发布制度，推进行政权力行使依据、过程、结果公开，提高宗教工作透明度。
　　　　二十八、凡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需要广泛知晓的事项和社会关切的事项以及法律和国务院规定需要公开的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方式，依法、及时、全面、准确、具体地向社会公开。
　　　　二十九、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依申请公开的受理机制、信息发布协调机制和保密审查机制，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政务信息报送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保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运行。
　　　　三十、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大召开新闻发布会力度，及时、主动向社会通报重要工作信息和重大决策事项。
　　　　三十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提升国家宗教事务局门户网站服务功能，强化网上行政监督，畅通与社会公众的互动渠道，提供更多网上查询、办事和便民服务。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三十二、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自觉接受全国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三十三、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监督，做好行政应诉工作，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整改并向国务院报告。
　　　　三十四、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指导监督，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依法及时化解行政争议。
　　　　三十五、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认真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及时依法处理和改进工作。重大问题要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三十六、重视信访工作，通过来信来访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局领导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督促解决重大信访问题。
　　　　三十七、推行绩效管理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设立局长督办项目，加强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部门职责履行、重点工作推进以及自身建设等方面的考核评估，健全纠错制度，严格责任追究，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
第八章　工作安排布局
　　　　三十八、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制定年度工作安排，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三十九、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年度工作安排提出局年度工作要点和重点任务，确定需要研究制定的政策法规、召开的系统全国性会议和重要工作等事项。
　　　　四十、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要根据局年度工作要点和重点任务，研究制定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计划，明确具体的工作进度和措施。
　　　　每年年中，对照年度工作要点，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每年年底，结合年终总结，形成年度工作报告，交局办公室汇总。
第九章　会议制度
　　　　四十一、国家宗教事务局实行党组会议、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制度。
　　　　四十二、局党组会议由局党组书记或局党组书记委托的局党组成员召集和主持，出席人员为局党组全体成员。必要时可根据会议研究的议题安排有关人员列席，列席人员名单由局党组书记审批。
　　　　局党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学习中央重要决策部署、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提出贯彻落实举措；研究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重要决策部署、干部人事安排及奖惩、机关党的建设、领导班子建设等工作；其他需要局党组集体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
　　　　四十三、局务会议由局长、副局长和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局长主持。
　　　　局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决定；讨论研究中央领导交办的重大事项；研究落实局党组会议精神；研究决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工作意见、建议、报告；决定和部署全局的重要工作；讨论通过以局名义发出的部门规章、决定和其他重要文件；讨论通过局工作总结和工作要点；其他需要局务会议讨论、研究、决定的事项。
　　　　四十四、局长办公会议成员为局长、副局长，由局长或局长委托的副局长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可安排局机关有关部门、有关直属单位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列席会议。局办公室主任列席会议。
　　　　局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审议决定重要工作安排部署、内部管理、经费预算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基础建设项目、大宗物品采购等事项，以及其他需要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研究或需要提交局务会议讨论和决定的重要事项。
　　　　四十五、局党组会议的议题由局党组书记审定，会议纪要由局党组书记审批。局务会议和局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局长审定，会议纪要由局长审批。需要提交书面材料的议题由所涉部门、单位提前准备。
　　　　四十六、局党组成员因故不能出席局党组会议，应提前向局党组书记请假。列席人员请假，由局党组秘书向局党组书记报告。
　　　　副局长不能参加局务会议和局长办公会议的，应提前向局长请假。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不能参加局务会议的，应提前向局长请假，并指定一名本部门、本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列席局长办公会议人员请假的，由局办公室向局长报告。
　　　　四十七、会议召开前，要充分准备，严格审批。要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减少会议数量，尽量压缩会期，控制会议规模，提高效率和质量，重在解决实际问题。鼓励召开视频会议。
　　　　召开系统全国性会议，要报国务院审批，每年不超过1次。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及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召开工作会议，要制定年度计划，确定数量，严格报批。局办公室对会议活动进行统筹协调，各类会议活动经费要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和规范国际会议、论坛、庆典等活动。
第十章 公文处理
　　　　四十八、处理各类公文要符合《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规定。公文处理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准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的原则。
　　　　四十九、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起草的公文须经其主要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核，重要公文须送局办公室按照公文处理的规定进行审核。涉及局内其他部门业务的，须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
　　　　五十、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由局长签发。国家宗教事务局文（函）件、电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办公室文（函）件由局长或者分管副局长签发。以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国家宗教事务局名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由局党组书记、局长签发；局党组书记、局长外出时，由局党组书记、局长委托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签发。
　　　　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由局长或者分管副局长签发。
　　　　五十一、除以局办公室名义外，局机关各部门一般不得以本部门的名义对外正式行文。确有需要的，须经局长或分管副局长批准。
　　　　五十二、国家宗教事务局接收的公文，由局办公室进行分类，阅知性公文根据公文内容、要求和工作需要确定范围后分送，批办性公文按照所涉业务内容分办处理，存在分歧的，报分管副局长批办。
　　　　五十三、严格控制发文数量。凡法律、行政法规已作出明确规定的，一律不再制发文件。缺乏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第十一章 工作纪律
　　　　五十四、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五十五、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报告。
　　　　五十六、以国家宗教事务局名义发表文稿或重要讲话，须报局党组批准。到地方宗教事务部门或宗教界代表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表讲话或表态，须报局领导审批。任何人不得发表违背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言论。
　　　　五十七、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局长离京外出，应事先向国务院办公厅报告。副局长和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离京出访、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告局长；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其他负责人离京出访、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告分管副局长。
　　　　五十八、严格执行国家宗教事务局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工作制度和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理工作制度。未经批准，不得以公职身份向新闻媒体发表谈话或接受采访。
　　　　五十九、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第十二章 廉政和作风建设
　　　　六十、严格执行《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实施办法》，切实加强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
　　　　六十一、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六十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制止奢侈浪费，严格执行住房、办公用房、车辆配备等方面的规定，严格控制差旅、会议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境）团组数量和规模。规范公务接待工作，不得违反规定用公款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属单位及地方的送礼和宴请。
　　　　六十三、廉洁从政，严格遵循《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与宗教界交往中的禁止行为》规定。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违反规定干预或插手宗教组织的工程建设等活动；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
　　　　六十四、局领导和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负责人要做学习的表率。要通过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办银安论坛和宗教工作论坛等方式，营造学习氛围，落实学习制度，建设学习型机关。
　　　　六十五、健全调研制度，提高调研实效，坚持开展“四深入”（深入信教群众、深入宗教教职人员、深入宗教活动场所、深入宗教团体）调研活动，围绕宗教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调研，注重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要严格控制陪同人员数量，不搞层层多人陪同。要简化接待工作，减轻地方负担。除工作需要外，不到名胜古迹、风景区参观。
六十六、除统一安排外，局领导和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负责人不出席宗教界举办的各类纪念活动以及与工作职责无关的各种研讨会议，不为这些会议活动发贺信、贺电，不题词，把时间和精力更多用于研究问题、推动工作。
　　[摘要]在“汽车时代”，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即使尚未造成任何实害结果，但其潜在的风险也超出了社会容忍的边界，需要刑法适时介入和干预。鉴于现行刑法罪名体系难以妥当地“吸纳”这类行为，同时也为了培植民众良好的交通伦理，《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它是社会感受的一种理性表达，很有必要，值得肯定，但是与此同时，危险驾驶罪在法定刑配置和量刑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　量刑　均衡　

　　一、现实之惑：危险驾驶罪量刑失衡引热议

　　（一）适用缓刑免刑惹争议

　　目前，各地法院对危险驾驶罪通常判处实刑，但缓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例正在不断出现。据媒体报道，目前全国已出现多起“醉驾免刑”案例，其理由大致是：嫌疑人醉驾未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且醉酒程度较低，认罪态度较好。

　　如此量刑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广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危险驾驶罪为轻微刑事犯罪，后果不严重的，自然可以适用缓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但另一种观点却表示了反对：酒后驾车还要行政拘留15天，醉酒驾车一旦免刑处罚岂不比酒后驾车反而轻了。

　　“对于危险驾驶案件，我们不建议判处缓刑或免予处罚，普陀区已公诉并作出判决的8起此类案件中，也无一缓刑或免予刑罚。”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陈杰认为，从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精神和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看，适用缓刑或免予处罚不是十分妥当。如确有必要适用缓刑或免予处罚的，应当进行社会调查风险评估，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而罗庄检察院公诉二科科长赵新迎和朝阳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吴小军则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好有悔改表现，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危险驾驶罪就可以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罚。

　　实际上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或免予刑罚案例的不断出现，却让人产生了今后会出现检察机关对危险驾驶案件适用不起诉的担心。他们认为如果对该类犯罪不起诉，执法成本将显著高于违法成本，不利于法律效果的实现。

　　（二）醉驾是否一律入罪有争议。

　　醉驾是否一律入罪？这一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激烈讨论的话题，在执法、司法实践中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据《法制日报》报道，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2012年1月至5月共查处醉驾案件25起，并严格按照公安部规定，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刑事拘留1人，取保候审24人。 而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和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多起危险驾驶刑事案件，也均以涉嫌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

　　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危险驾驶罪最高刑罚为拘役6个月，依法不能对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因此也有很多地区对于查出的醉酒驾车案件并未一律按照法定程序定罪量刑，而是给予了一定的行政处罚了事，这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少争议，也让很多司法及执法人员产生了困惑，醉酒驾车是否一律定罪量刑也成为目前困扰执法人员的一大问题。

　　（三）判处实刑量刑不一引争议。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即便是判处实刑，各地司法机关甚至同一司法机关也存在量刑不一问题。譬如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于受理的任何一起危险驾驶刑事案件，包括立案、判决，均以大案要案的形式上报到上级法院，同时，还组织专人审理这类案件，就是为了统一量刑尺度。朝阳区法院的这些做法无疑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量刑均衡，但是它毕竟只能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实施，不能实现不同地区的量刑横向平衡。实际上，对于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问题一直争议很大，虽然司法实践已作出大量危险驾驶犯罪的判决，但何为追逐竞驶“情节恶劣”，何为“醉酒”，法律并不十分明确，量刑幅度与酒精含量、人员财产损失程度如何一一对应，也缺乏明确可行的司法解释予以规范，这导致了各地法院判处实刑量刑不一，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完整性。

　　二、原因透视：四因素影响量刑均衡

　　量刑均衡是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人民法院在正确定罪的前提下，对刑事个案的量刑准确适当、罚当其罪并且对于性质相同、情节相似的刑事案件，裁量的刑罚基本一致，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一种状态。量刑均衡具有时空性、可比性、相对一致性等特征 。量刑均衡问题，是检验法官内心是否持有公正心态及公正程度的一把标尺，量刑适当，又是关乎被告人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 。量刑均衡性的实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比法定刑的配置要复杂得多。而且，法定刑的配置主要是由立法机关与刑法理论界共同完成的，而量刑的均衡性实现一方面离不开理论界的研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靠刑事法官的努力。但法官在实现量刑的均衡方面，往往受到诸多体制因素的制约：

　　（一）立法因素的制约。

　　我国刑法对法定刑幅度的配置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范围较为宽广，因此法官对宣告刑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至少这种意义不低于对犯罪性质的认定 。同时，许多罪名又设置了一些诸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恶劣”等不确定的弹性标准，这也给法官的均衡裁量带来了很多麻烦。

　　以危险驾驶罪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将危险驾驶机动车行为纳入了犯罪的范畴，其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在此法条中，何为“追逐竞驶”，立法并未明确，“追逐竞驶”达到何种程度谓之“情节恶劣”，立法也未明确，关于醉酒问题，一个人的酒量有大小，不同的人因其体质、情绪和喝酒的次数、酒的种类不同而有所区别。由于法律对何为追逐竞驶情节恶劣，何为醉酒，规定得并不明确，而目前又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在此背景之下，受法官刑法观念、文化层次和法律素养、个人性格及经历的影响，出现“同案不同罚”的量刑失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二）法官自身因素的影响。

　　人是一切活动的主导因素，“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素质的高低不一所导致执法水平的差异，也是影响量刑均衡的重要原因。

　　（1）法官刑罚观念的影响。现代刑罚通过威慑、报应与社会再适应这三项主要功能，追求一种复合型目标，即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因此法官的量刑活动不仅要实现刑罚的报应目的，而且还要体现被告人再适应社会，预防其重新犯罪的目的 。但是受传统的刑罚报应观念的影响，有的法官缺乏科学的刑罚观，对刑罚的目的、功能及价值理解得不全面，甚至形成了重刑峻法、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在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影响着量刑的公正与平衡。“再有学术价值和崇高的法典，如果没有好的法官来实施，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但是，如果有好的法官来实施，即使法典或法令不太完善也不要紧 。”此话虽失偏颇，但足以说明法官的刑罚观念及人格因素在刑罚裁量过程中的作用，它们综合在一起，影响着法官对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最终通过宣告刑而展示出来。

　　（2）法官的文化层次和法律素养对量刑的影响。不同文化层次的法官，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是有差异的。目前在我国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基层法院，不少老一辈法官缺乏高等教育和系统的法学教育，他们之前从事不同的行业，进入法院之后，通过传统的 “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摸索办案经验，在经验主义思想支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易生搬法条，忽视对条文背后法学理论作全面的理解，忽视对新型案件作细致深入的研究，不考虑定罪量刑条件的变化。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不公正的立法固然是一种弊害，但是在其未经适用于个案之前，弊害只是潜在的，或者只是表现为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而一个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存在基础的司法官僚阶层却可以将立法上的弊害降至最低限度，相反的情况当然也不言而喻：良好的立法由于不公正的适用而造成压迫和暴虐，正如我们民谚所说的歪嘴和尚念偏了经。” 所以法官的文化层次和法律素养如何，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量刑的合理性。

　　（3）法官品德、性格及经历差异的影响。我国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制度，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品德、性格及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量刑均衡产生影响。比如，道德品质好、政治素质高的法官往往能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否则则易腐化堕落、枉法裁判。又如性格方面，睿智理性的法官往往能够冷静的以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作为评判标准，理性分析犯罪，正确裁量刑罚，反之则易以个人好恶、感性和情理来处断案件，造成量刑偏差。另外法官个人经历的不同也可能导致量刑的不同，如法官多次被盗，他可能会对盗窃犯非常痛恨，在办理盗窃案时往往对盗窃犯从重处罚；又如一名法官若喜好饮酒，则他对酒后驾车的行为往往能从心里予以宽宥，对其科以轻刑；再如一个主张女权主义至上的女法官，可能对强奸罪等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量刑较重，对妇女因家庭原因实施犯罪的案件可能处刑较轻。

　　（三）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对法官独立行使量刑权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