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区别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2002级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1]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2]。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一）、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自然法是天人分离，而中国儒家法是天人合一的区别。[3]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5]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6]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7]。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三）、自然法是人定法的评断标准，是与人定法对立而存在，它一般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而儒家法强调的“天道”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8]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9]。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
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


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九江市行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九府发〔2010〕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庐山管理局，九江经济开发区、共青城开发区管委会，云居山—柘林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及驻市各单位：
　　《九江市行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41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O一O年四月七日

　　九江市行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杜绝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促进各级行政领导干部认真履职、依法行政、廉洁自律，进一步强化行政责任，增强执行力，提高工作效能，确保政令畅通，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根据中办发[2009]25号《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江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具有或受委托行使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组织，公立学校、医院、科研院所（中心）等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三条 问责遵循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罚当其责和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改进工作与追究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问责内容
　　第四条 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或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或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权限、程序进行决策，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违规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导致群众大规模集体上访或重复上访，或引发其他严重社会矛盾的；
　　（三）违背科学发展观，错误决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重大人员伤亡、生态环境破坏或环境严重污染，以及其他重大损失的。
　　第五条 滥用职权、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制定、发布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决定的；
　　（二）违法设定或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行为，违法授权或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行使相关职权，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
　　（三）在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过程中，不依法进行招投标或不履行招拍挂等法定程序的；
　　（四）截留、滞留、挤占、挪用救灾、抢险、防汛、抗旱、防疫、优抚、移民、救济、扶贫、国债、人民防空、社会保险、征地补偿等款物或其他财政专项资金的；
　　（五）利用职权向办事人提出不合理要求，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第六条 效能低下、执行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未完成，影响全局工作进程的；
　　（二）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对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及时改进，拖延懈怠、推诿塞责的；
　　（三）不办理、不认真办理或拖延办理人大代表建议、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案件的；
　　（四）在招商引资活动中，故意刁难、拖延、影响招商引资进程的；
　　（五）对应由几个部门（单位、县市区）共同办理的事项，主办部门（单位、县市区）不主动牵头协调，协办部门（单位、县市区）不积极支持配合，致使工作延误的；
　　（六）对群众的上访、检举、控告、申诉不接待，不依法受理，无正当理由拒绝的。
　　第七条 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在处置中隐瞒真相，歪曲事实的；
　　（二）编报虚假数据、虚假成绩，欺骗上级和公众的；
　　（三）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公共突发事件、重大公共安全和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疫情或其他重要情况的；
　　（四）隐瞒案件真相的，歪曲案件事实，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的。
　　第八条 铺张浪费、攀比享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不从实际出发，不顾财政承受力，违背群众意愿，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
　　（二）违反规定建盖、装修楼堂馆所或购买、更换单位汽车的；
　　（三）借招商、考察、学习、培训等名义，变相公款旅游的；
　　（四）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的。
　　第九条 监管不力、处置不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领导班子严重不团结或长期不团结，或领导班子成员发生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
　　（二）管辖范围内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对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不管不问，甚至包庇、袒护、纵容的；
　　（三）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或重大建设项目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
　　（四）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和补救措施，致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及事故发生后处置不当的；
　　（五）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事件紧急时刻，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
　　第十条 其他需要问责的事项。
　　第三章 问责方式
　　第十一条 问责的方式：
　　（一）口头批评；
　　（二）诫勉谈话；
　　（三）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四）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五）责令公开道歉；
　　（六）通报批评；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或以单独使用或合并使用。
　　采用本条第（七）至第（十）项问责方式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当追究纪律责任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负责人采用口头批评、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对负责人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对负责人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加重问责：
　　（一）一年内出现2次及以上被问责情况的；
　　（二）在被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威胁、陷害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四）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采取不正当行为干预调查，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十四条 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下级机关（单位、部门）以及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已经引咎辞职的；
　　（四）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第四章 问责程序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情形的，可以启动问责程序。
　　（一）市级以上领导机关及其领导的指示、批示、建议和通报；
　　（二）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三）党委机关、行政机关、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
　　（六）工作检查和考核中的意见、建议；
　　（七）新闻媒体的报道；
　　（八）其他渠道反映的问题。
　　上述八方面其中之一者，查明事实后，由市监察部门或分管领导决定启动行政问责。
　　第十七条 问责决定部门应责成相关部门和被问责人所在单位主管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被调查人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按照干管权限和程序，提请决定暂停其职务。
　　调查组应当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核实，如其成立，应当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十八条 调查组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九条 对行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应当制作《行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写明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批准机关、生效时间、当事人的申诉期限及受理机关等。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问责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被问责人及其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第二十条 被问责人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申诉。申诉期间，问责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二十一条 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后，应当组织相关部门按照程序进行复查或复核，并根据复查、复核的情况，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一）问责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护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销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被问责人的名誉。
　　第二十二条 调查组成员与被调查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依法回避。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作出的调查结论与事实出现重大偏差，致使作出错误问责决定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三条 采取口头批评方式进行问责的，由问责决定机关主要负责人在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进行口头批评。
　　第二十四条 采取诫勉谈话方式进行问责的，由问责决定机关指定专人进行诫勉谈话。诫勉谈话应当由两人以上进行，并作好谈话记录，经本人核对并签字后，归入问责档案。
　　第二十五条 采取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方式进行问责的，由问责决定机关将《问责决定书》送被问责人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由被问责人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负责落实。
　　第二十六条 采取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方式进行问责的，被问责人应当在收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检查交问责决定机关。
　　第二十七条 采取责令公开道歉方式进行问责的，被问责人应当在收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问责决定书》要求的方式公开道歉。
　　第二十八条 采取通报批评方式进行问责的，由问责决定机关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通报。
　　第二十九条 采取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方式进行问责的，应当征求市、县政府分管领导的意见，由问责决定机关提出建议，经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报被问责领导人任免机关作出决定。
　　第三十条 被受到问责处理的领导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申诉。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在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后，应当及时安排不是原调查人员的两人承办，并根据复查、复核情况，由原决定机关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原问责处理的决定。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一条 上级机关对领导干部问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市监察局、市人事局负责本办法的解释工作。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