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

朱晓东


摘要：日前，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已于6月24日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合作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一直以农业经济学界和政府主管部门研究人员的研究为主导，法学界对此问题关注较晚，且投入力量不够，这就造成了有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诸多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以至于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提出从立法进程、立法背景、调整范围等几个方面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均属于经济法部门的子部门产业组织法的观点。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 部门法属性 产业组织法
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改变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进行不对等交易状况的制度安排，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经济组织形式所具有的巨大功能。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加入WTO，农民利益保护问题、农业发展问题和农村稳定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走向全面小康的关键性问题。合作经济组织则较好顺应了现实需要，不断地担当起破解我国“三农”难题的重要组织主体的角色和使命，已逐渐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但是由于法律缺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处于不规范状态。目前，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也是亚洲唯一没有“合作社法”的国家。因此，党中央、国务院要“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1]，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加快立法进程”。[2]
应当说，我国2003年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纳入立法规划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日前，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已于6月24日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3]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合作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一直以农业经济学界和政府主管部门研究人员的研究为主导，法学界对此问题关注较晚，且投入力量不够，这就造成了有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诸多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以至于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
总的来看，在法学界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问题的文章较少，而农业经济学界则由于受其学科性质所限，对此不置一词。笔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是法学上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从法学角度讲，一国的法律体系是由“一国现行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同一整体。”其理性化要求是“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在协调。”[4]因此，明确一部法律的部门法属性有利于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逻辑严谨和结构协调。第二、在立法时，确定所立法律的部门法归属可以正确地把握所立法律的特征，可以确定相应原则和构筑具体法律制度提供法理支撑，可以更好地梳理所立法律与其他部门法和所属部门法中其他法的相互关系，防止立法冲突和重叠，提高立法质量，完善法律体系的结构，从而最终促进法在现实中的实施。因此，在法学中对所立法律的部门法属性的探讨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
那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哪一部门法呢？有学者提出“属于经济法中经济主体法子部门法下的经济主体法”，[5]提出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特征来看，该法只能是要么属于民商法，要么属于经济法，并通过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调整对象和主体、组织制度、调整方法，规范内容，规范类型、价值取向几个方面的分析，得出了其属于经济法部门的结论。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经济法的观点，笔者极为赞同，在此不加赘述。但对于其结论“属于经济法中经济主体法子部门法下的经济主体法”，笔者不敢苟同。本文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经济法子部门法下产业组织法，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合作社立法进程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合作社立法进程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6]在1995年以后重新为合作社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且不少学者主张综合性的合作社立法，以同时规范和促进农业和非农业的合作社发展。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正是由于不同类型合作社既存在共性的一面，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进行合作社经济立法时，不必针对各不同类型合作社单独制定法律以免重复内容，无谓增大立法工作量”。[7]但是国家一直没有将合作社立法纳入到立法规划中来，而是选择了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这本身就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因此可以说从经济法学角度看，如果合作社立法是为新的经济主体或市场主体立法，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则是为农业这一产业的经济组织立法。
第二，从其立法背景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本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是在我国农业经济所面临的市场格局发生了不可逆转变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背景下纳入立法规划并加快立法步伐的。
从市场来看，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经济所面临的市场格局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农产品买方市场的特征越加明显，农业发展己从单纯的受自然资源的约束向受自然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转移，而市场约束己越来越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再考虑到加入WTO正逐步带来农产品市场的整体开放，有理由认为，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基本矛盾是小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而事实证明，缓解这一农业经济基本矛盾的成功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从而把家庭经营与合作经营的优势有效地结合起来。
从政府来看，2005年我国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加大财政对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投入，让农村也逐渐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温暖，这对于缓解“三农”困境中农民最迫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困难具有关键作用。但是，我国现在有2.4亿农户，国家资金难以满足大量小农户的分散需求，因此只有在农村形成必要的承接投资的组织载体的条件下才能把国家的支农资金落到实处。因此，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创造条件，才能落实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第三，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解放了我国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此后，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农民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直接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如何实现与国内、国际大市场的对接，是亿万农民和广大农村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8]这就是说，在农业产业内部，单一的“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体制已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体制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有效手段，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却没有其法律地位。
因此，本次立法的目的是：其一，赋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有的法律地位，改变农业经营体制单一、弱小的现状；其二，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而产业组织法的目的是“处理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益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及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相应还存在着生产规模与管理体制和水平相互适应、作用的问题。”[9]所以说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其不仅是一部“组织法”而且是一部“促进法”，符合产业组织法的立法目的。
第四，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调整范围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调整范围，目前的考虑是不包括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因为这个问题十分复杂。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关系的界定，需要在制定物权法时认真研究。在此之前，将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纳入立法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农村合作金融也不在本法的调整范围之中，因为金融是特殊行业，要由专门的法律来规范。特别是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还在改革之中，改革的成效还要靠实践检验。农村的各种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符合合作经济组织定义、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则应在调整范围之中，不符合的，应继续执行现有的相关规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之后，一些协会会逐渐转轨，按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改造自己。”[10]这就是说，其一，虽然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但其着眼点是农业，或者说这里的“农民”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而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强调的还是农业；其二，该法调整范围不包括在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所谓的合作经济组织，而是指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产业组织法是调整属于同一市场上（产业内）的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状况及企业间的关联状态的法律”，[11]二者比较可以看出，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调整范围与产业组织法一致。
第五，从其内容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从本次立法规范内容来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不仅要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立条件和程序、组织机构、分配制度、清算制度等内容，而且要包括政府扶持政策如财政、税收、信贷等内容，政府扶持政策的法律化是本次立法的重要内容。
首先，在本次立法草案审议以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作用已被政府所认识，相继出台了优惠政策，扶持其健康发展。从地方来看，浙江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好的省市均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各地政府也在探索适合当地情况的扶持政策。如四川省制定了《关与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明确了发展原则、登记办法、扶持措施等，省民政、工商、地税等职能部门和各市县还根据这一《意见》制定了具体措施，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从中央来看，农业部、财政部、民政部等相关部委也陆续出台了有关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比如，民政部2004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指导意见》,该意见在《社团法》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支持。
其次，从本次草案来看，明确国家扶持的基本政策是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明确国家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政策，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草案规定，‘国家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科技和人才支撑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草案专门设了‘扶持政策’一章，就产业政策、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问题作出专门规定。”[12]
国家通过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以达到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目的。而这些内容显然不是市场主体法或经济主体法所能涵盖，但却恰恰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
三、结语
在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不断重视的背景下，在全国人大有关立法部门的不断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期待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进程正在不断加快，法学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一定要加紧参与和研究。这是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部门法属性无论从立法进程、立法背景来看，还是从调整范围，重要内容等来看均属于经济法部门的子部门产业法。希望本文能引起经济法学界的重视，为本次立法献言献策，使一部高质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早日出台。


注释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1月。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06年1月。
[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进行首次审议[N]，农民日报，2006年6月26日。
[4]张文显主编，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78页。
[5]李长健，冯果，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若干问题研究（下）[J]，经济法网。
[6]全国供销合作总杜法制办公室，新中国合作社立法进程，中国合作经济，2004年第1期。
[7]欧阳仁根，我国合作经济立法的几个问题，财贸研究，1998年第3期。
[8]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课题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题研究报告(一)，[J]农村经营管理，2004年第9期。
[9]刘文华等，论产业法的地位[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3期。
[10]刘振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4年第3期。
[11]刘文华等，论产业法的地位[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3期。
[12]陈丽平，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N]，法制日报，2006年6月25日。


作者简介：朱晓东，男，汉族，1977年生人，河北省馆陶县人，河北经贸大学2004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具有未遂形态，应以１５万元和２５万元分别作为本罪未遂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标准。在既、未遂形态并存时，只要已售部分达到既遂数额标准，就应整体评价为犯罪既遂。既、未遂并存的量刑模式在两部分均符合相应形态数额标准的前提下，应选择性适用先并后定再调整或先定后并二次调整以有利于被告人；在仅有单一部分达到相应形态数额标准时，不应对另一部分仅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已备受关注，其价值亦越来越受重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犯罪形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案数正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也逐渐受到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重视。于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后又于２０１１年会同公安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分别简称《解释》、《解释二》、《意见》），以加强对商标权的刑法保护。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法》中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尚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将结合“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停止形态展开研讨。

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存在未遂形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否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在理论上是有争议的，其中以下三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不存在未遂形态，理由是“销售金额在５万元以上”这一罪状系本罪构成要件，不符合这一要件的，不构成本罪。这种观点认为，《刑法》规定该罪的犯罪数额为５万元不仅是对犯罪结果的要求，更是对达到犯罪标准的危害程度的要求。[1]第二种观点承认本罪存在未遂形态，但认为本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意图，客观上已经实施、正在实施或者将要实施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即使实际销售金额未达数额较大的标准，也并不影响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本罪（未遂）。[2]第三种观点则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销售行为未完成，但通过其购进的货物价值以及已销售的部分金额可以确定行为人可能得到的销售金额，并进而成立本罪的未遂。[3]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笔者认为其误解了销售金额的概念，从实质上否认了销售金额包括对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的认定。根据《解释》第９条的规定，“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这意味着司法解释已明确了本罪计算销售金额时包括了尚未销售的部分。因此，仅根据未达到实际已销售的金额标准而认为不构成犯罪，显然背离了该司法解释所确定的内容。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以销售金额未达到本罪既遂所要求的标准而认定为未遂显然模糊了犯罪未遂的含义。本罪以销售金额人民币５万元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一旦销售金额不足５万元，同时与尚未销售的商品的货值金额累加不足１５万元的，则不构成本罪，而不符合该观点中“实际销售金额未达数额较大的标准，也并不影响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本罪”的结论。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就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而言，按其行为最后停顿时犯罪是否已经完成为标准，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犯罪的完成形态，即犯罪的既遂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未在中途停止下来而得以进行到底、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完全符合《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构成要件的情形。其二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即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主观或者客观方面的原因中途停止下来，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达到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构成要件的情形。在犯罪未完成形态这一类型中，又可以根据犯罪停止下来的原因或与犯罪是否实际着手等不同情况，进一步再区分为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三种形态。[4]从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情形来看，《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一般都是以犯罪既遂为标准的，如果以犯罪的成立为标准，《刑法》一般都会在条文中相应列出。[5]如认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只有既遂形态，而全然不顾犯罪行为并未实施完毕或者犯罪结果并未发生等情况，则未免打击面过大，更无法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在此前提下，对于如何判断本罪的未遂形态问题仍值得讨论。《刑法》第２３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具体判断本罪的犯罪停止形态时，需对是否已经着手以及犯罪结果是否发生进行辨析，以与犯罪预备和犯罪既遂相区别。对此，必须将“销售”的概念予以厘清。从横向角度作广义理解，“销售”包括零售、批发、代销、贩卖、市场销售、内部销售等以任何方式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有偿转让的行为，而不包括无偿赠送、抛弃、购买自用。[6]从纵向视角作广义理解，其又包括进货、储存、运输、出售、盘点、整理、结算等多个行为。笔者认为，在本罪具体判断犯罪着手及犯罪的结果发生等问题时，从横向角度对“销售”统一作广义理解，已基本无争议，但从纵向角度应如何理解，则应当区分情况作具体判断。

《意见》第８条第１款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２１４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一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在１５万元以上的；二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销售，已销售金额不满５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在１５万元以上的。该条文亦表达了在认定犯罪着手行为时应对“销售”作纵向广义理解。

此外，《意见》第８条第１款还阐述了在判断犯罪结果是否发生时，应对“销售”作纵向狭义理解的结论，以避免尚未售出的部分商品被人为同化为已售出的商品，从而导致对犯罪停止形态的误判。其明确规定了，只要商品尚未销售或部分销售但未达到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标准，以犯罪未遂论。就社会危害性而言，司法者一般均会将未售出的商品依法扣押并销毁，防止其流入市场造成鱼目混珠，以有效防止商标被非法滥用而导致商标价值受损的危害后果。如对此类尚未售出商品的犯罪行为认为是犯罪既遂，则显然无法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平衡。

可以说，《意见》的颁布，对本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的争议起到了定分止争的作用，也为司法实践认定本罪的未遂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数额标准的沿革

本罪既遂的定罪标准十分明确，“两高”《解释》第２条规定，销售金额数额５万元以上是数额较大，销售金额数额２５万元以上是数额巨大。虽然本罪未遂停止形态下判断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曾经缺失标准，但随着《意见》的出台，该问题也趋于明朗化。《意见》第８条第２款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１５万元以上不满２５万元、２５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２１４条规定的各法定刑幅度定罪处罚。显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对于货值金额１５万元以上作为犯罪未遂的起点已无争议，但对于是否应以《意见》中规定的２５万元作为区分本罪未遂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界限，实践中却仍争议不断，而这一争议也直接导致了同类案件定罪量刑的失衡。

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以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达到１５万元作为未遂犯数额较大的标准，１２５万元作为未遂数额巨大；第二种做法则与《意见》一致，将１５万元作为数额较大的标准，将２５万元作为未遂数额巨大的标准。

为便于理解，笔者必须对第一种做法中１２５万元标准的来源进行阐述。该标准的出现是建立在本罪未遂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的数额标准存在一定的数额折算比例的基础之上，且受到《意见》出台前实践中曾一度以２５万元作为本罪未遂数额标准时若干观点的影响。在《意见》出台前，《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本罪未遂的数额标准作出规定，从而导致了实践中对本罪未遂的数额标准不明确。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根据立法技术，在《刑法》分则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的数额标准应当是一致的，但另一种观点则以与本罪行为特征较为近似的《刑法》第１４０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论据，指出本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不应采取相同的数额标准，否则将导致打击面过大。实践中的争论一度十分激烈，为解决该争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７日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刑事案件中对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行为如何处理的意见》，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销售金额５倍以上的，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该规定的实施，在当时明确了应以２５万元作为本罪未遂定罪的数额起点。然而，这一规定却并未彻底解决问题，该２５万元应当作为犯罪金额数额较大的标准还是数额巨大的标准，在本罪未遂形态下成为了新的争议焦点，因为２５万元恰好又是本罪既遂犯数额巨大的起点。基于该规定，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在没有《刑法》或司法解释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一致的标准，即该２５万元既是本罪构成犯罪未遂的起点，亦是认定犯罪金额数额巨大的标准。这一观点的问题显而易见，即人为地排除了《刑法》条文中“犯罪金额数额较大”的规定对本罪未遂犯的适用——即未遂形态只有数额巨大，从而造成本罪既遂和未遂不同形态在适用法律上不对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本罪在条文设置上既然存在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不应否认未遂形态定性为数额较大的可能。但这种观点同样带来了问题，即如何确定本罪未遂形态数额巨大的标准。为解决这一问题，后一种观点又对上述规定中出现的“５倍”作扩张解释，将本罪既遂形态数额巨大标准的２５万元的５倍作为认定未遂形态数额巨大的标准，即１２５万元。[7]

虽然２０１０年５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出台后，本罪未遂犯的定罪起点被明确为１５万元，但针对本罪未遂形态数额巨大标准的争论仍没有改变，依然为１２５万元与２５万元之争。尽管随着２０１１年《意见》的出台，本罪未遂形态数额巨大的标准已被明确为２５万元，实践中支持上述第二种做法者也越来越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意见》第８条的合理性在实践中仍受到质疑，也并未达到统一诉讼标准的效果。

笔者赞同《意见》第８条第２款的规定，认为应当以２５万元作为认定本罪未遂形态数额巨大的标准，理由是，原先两种犯罪停止形态数额标准之间５倍的倍数关系理论依据不足。虽然作为有权解释的“两高”《解释》中确实规定了５万元与２５万元这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本罪数额巨大的标准必然５倍于数额较大的标准。尽管对于本罪既遂形态而言，这两个标准间恰好是５倍的关系，但其并不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确定１２５万元作为未遂形态数额巨大标准的立足点是将２５万元作为定罪起点，而该起点已被《意见》所否定。此外，即使《意见》未出台，从立法技术角度来看，《刑法》分则条文表述时均以犯罪既遂为蓝本，在无特殊规定的情况下，确定的数额标准当然及于该罪的所有停止形态。以与本罪相似的《刑法》第１４０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参照，其既遂犯的量刑幅度根据销售金额的不同予以划分，分别为：人民币５万元、２０万元、５０万元、２００万元。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第１条规定：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１５万元以上不满２０万元、２０万元以上不满５０万元、５０万元以上不满２００万元、２００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１４０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将该会议纪要与《刑法》第１４０条相对照，除了起刑点分别为５万元与１５万元外，其余数额标准完全相同。可见，其未遂犯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是相同的，区别仅在于通过特殊的规定将未遂犯的起刑点提高了。笔者认为，本罪未遂形态的数额标准应当分别为１５万元和２５万元。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未遂形态数额标准的认识走了一条弯曲坎坷之路，也尽管《意见》颁布后，时至今日仍未能完全扭转原先对《刑法》条文误读的现象，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意见》第８条第２款的确立对正确认识本罪未遂形态数额标准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这种积极意义也正在逐渐放大。此外，《意见》第８条的确立，体现了司法者追求改变实践中对本罪未遂形态打击不力局面的不懈努力，同时也契合了当今世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趋势，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总之，既然《意见》属有权解释，一旦颁布即应成为司法者执法的依据。而犯罪数额标准又是司法人员通过诉讼活动定罪量刑的依据，其本身不具有可塑性，对于已确定的数额标准，理应执行。在这具有进步意义之《意见》第８条已确立的情况下，仍陷于原本不合理数额标准之窠臼，是绝不可取的。

三、既未遂并存的犯罪停止形态辨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虽然在刑法理论中被归类为数额犯，但其与盗窃罪等普通的数额犯还是有所不同。构成本罪的具体犯罪行为往往存在一定的连续性，是一次一次销售行为的累积。实践中，在查获此类犯罪时，往往是处于部分商品已被销售而部分尚未销售的状态。同一案件中，既遂与未遂共存时，如何定罪量刑，学者鲜有涉及，实践中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幸而这一问题已引起了司法者的重视，《意见》第８条第１款第２项及第３款分别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销售，已销售金额不满５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在１５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２１４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或者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意见》实质上为下列两种本罪既、未遂并存的情况设立了相应的判断规则。其一，当已销售部分的数额和未销售部分的数额均未达到本罪既遂和未遂的数额标准，而两者相加的数额却超过本罪未遂数额标准的情况下，以犯罪未遂认定。其二，当已销售部分的数额和未销售部分的数额均已达到本罪既遂和未遂的数额标准，则应以法定刑高的犯罪停止形态论处。当遇到两部分处于同一法定刑幅度时，则在该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意见》虽创新地对上述两种情形确立了判断的规则，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笔者认为，其仍存在缺陷。当已销售部分的数额和未销售部分的数额均已达到本罪既遂和未遂的数额标准时，根据《意见》，以法定刑幅度高者论处或在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但《意见》只是明确了犯罪行为的量刑幅度，却并未明确是以犯罪既遂还是以犯罪未遂认定。参考“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条，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的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可见，“两高”针对诈骗犯罪停止形态的态度亦不明朗，当达到同一量刑幅度时，认定为诈骗罪既遂，在分别达到不同的量刑幅度时，依照较重的规定处罚，笔者揣摩“两高”针对诈骗罪既、未遂形态共存时所持意见大概是一旦未遂部分的量刑幅度更高，则一律认定为诈骗未遂。是否这种标准属于合理？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遇到此类情形时，有仅以既遂论处而不再追究其未遂的刑事责任的做法，有在以既遂论处的同时将未遂作为量刑从重的情节来考虑，当然也不排除有极少的观点认为应以数罪论处的。[8]笔者认为，此类情况应以犯罪既遂定罪处罚。理由是，同一罪名中既遂部分和未遂部分同时并存时，一般应确定犯罪行为的停止形态为既遂，同时排除同罪中的数罪并罚。这是因为，在部分行为已构成犯罪既遂的情况下，如仅因为另一部分行为属未遂性质而将整体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则使得既遂的停止形态处于不确定状态，与刑法理论相悖。当然，将该行为整体评价为犯罪既遂后，必须在量刑上对未遂部分予以一定的就轻考虑。

四、既、未遂形态并存的量刑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