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服务立法研究
柏耀平

摘要：志愿服务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由于我国缺乏必要的立法保障，在社会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对志愿服务进行统一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通过对志愿服务的基本特征、社会现状、立法原则和立法建议几个方面对我国志愿服务的立法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志愿服务；志愿者；立法；社会保障；合同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志愿服务行为是一种是基于道德、良知、社会责任等因素，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无偿行为。志愿服务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国志愿服务的实践提供法律保障是当务之急。
一、志愿服务概述
志愿服务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起源于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二战以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已把志愿服务纳入到本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中，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来规范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就是志愿者组织或志愿者个人无偿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和其他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志愿服务的自愿性
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必须是出于自愿选择，而非受第三人或外界的强制,这样才能使志愿服务与一般的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的职务行为区分开来。虽然目前大多数的志愿活动都是由政府或社会组织发动的，但作为志愿者个人而言都是有选择是否参与的权利的。志愿服务不能作为一种义务而强加于任何社会成员。因此，自愿性是志愿服务区别其他社会行为的首要前提。
2、行为的无偿性
志愿者活动的动机是非营利趋向的，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明显区分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这就保证了志愿服务的本质是奉献社会、服务社会。我国部分地区将志愿者提供的志愿服务的时间和内容都登记在“储蓄存折”上，并一等量的免费服务为回报。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劳动服务关系，将有形的劳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是一种变相的有偿行为，不应该作为志愿服务立法的调整范围。
3、志愿服务的社会性
志愿服务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不是存在于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而是在一定的公共空间和特定的人群当中进行他助或互助。公共福利和社会公益是志愿服务的价值目标，也是衡量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性和有用性的评判标准。
4、志愿服务成本的自给性
志愿服务必须是运用自己的知识、时间和精力，服务成本个人化，但不排除必要的社会协助以维持志愿服务的有效开展，这体现志愿服务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奉献。
志愿者就是自愿地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是志愿服务宗旨和目的的实现者，是志愿服务的行为主体。志愿者组织是从事志愿服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包括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服务站、志愿者服务队等等。随着志愿服务进一步规范化，志愿者组织将使用统一的名称，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是志愿服务的名义主体，志愿者在参与志愿服务时必须以所在志愿者组织的名义进行。没有参加志愿者组织的志愿者不在立法的调整范围之内。
二．我国志愿服务现状
1993年底，共青团中央决定实施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同年12月，2万多名铁路青年率先打出了“青年志愿者”的旗帜，从那一刻起，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走上了发展之路。1994年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到2000年，已经形成了全国性协会、36个省级协会和2/3以上的地（市）级协会及部分县级协会组成的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网络，青年志愿者成为我国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全国累计已有8000多万人次的志愿者向社会提供了超过40亿小时的志愿服务.[1] 我国的志愿服务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很快，目前已具相当规模，对促进社会文明、增进人民福利、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受到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我国的志愿服务尚处于初级阶段，各项规章制度还很不健全，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受到种种限制，志愿者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在参与社会服务时，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服务对象往往把志愿者作为无偿劳动力而滥用，如在2001年杭州西湖博览会上，有些公司让志愿者干活到晚上10点钟才让其回家；[2]第二，有部分志愿者把志愿服务当作是对他人的一种施舍，影响到服务态度。志愿服务作为社会公共资源，不能被一部分人作为无偿劳动力而独占,志愿者的劳动和人格应该受到尊重。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2、志愿服务的规范性程度低
我国志愿服务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较少、效力等级低，都是地方性法规，而且原则性的东西多，可操作性不强，从而导致志愿服务具有很大盲目性、随意性和无序性。志愿者往往是没有通过专门的培训直接上岗，在很多情况下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这不但影响到志愿服务的质量，而且可能危及到志愿者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在从事技术性较高危险性较大的志愿服务。
3、志愿者组织缺乏必要的经费
目前，我国志愿者组织的经费主要是通过会员交纳一定的会费以及社会的捐助，经费来源不稳定，并且严重不足。志愿者在参与社会服务时，自己要承担全部的费用，这不仅也使志愿者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尤其是当志愿者在为社会提供服务时，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或者由于意外事件，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补偿责任，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可可西里丧生的两位环保志愿者，其家属应从哪里得到这笔应得的抚恤金呢这是一个及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4、社会上对志愿者不理解不支持的现象比较严重
很多志愿者在参加志愿服务时遭到了单位和家庭的反对。一方面是由于单位从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来考虑，担心人才流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缺乏法律政策的保障，很多志愿者由于参与了一段时期的志愿服务，从而错过了晋升、分房、评职称的机会，甚至是连工作也没了，这无疑使有志于志愿服务的人热情锐减，思想上有顾虑有包袱。[3]
以上种种现象严重损害了志愿者的基本权利，影响了志愿者的服务热情，严重影响了志愿服务的发展，不利于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壮大。要解除志愿者的后顾之忧，要提高志愿服务的质量，使志愿服务走上有序的发展道路，立法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
三、志愿服务立法原则探析
1、有条件的社会共同责任原则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面临着疾病、年龄、失业、环境恶化等多方面的社会风险，并因这些社会风险给生活带来了不舒适，并因这些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因素引起的，对社会成员的生存和生活造成了威胁。这种风险完全由个人来承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尤其对社会弱者。这就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相互帮助，有条件地共同分担社会风险。因此，具有一定行为能力的社会成员都有参与志愿服务的义务。通过强制性的社会立法，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志愿服务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社会风险在一定条件下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通过对部分社会成员的特别保护来达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保障。[4]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2、志愿服务的水平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
西方发达国家志愿服务的起步较早，程度较高，各项规章制度也比较完善，而我国的志愿服务从上世纪9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对我国的志愿服务的立法必须立足国情，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立法要确定的服务对象、服务项目无不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的制约。现阶段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力资源的分布也很不均，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等，无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的社会保障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资金不足、效益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很多缺陷。我国的志愿服务应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公共福利的提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坚持社会公平与提高经济效益兼顾原则
当前我国志愿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残疾人、老年人、优抚对象和其他特殊困难需要救助的社会成员，即社会弱者。[5]为社会弱者提高生活上的帮助、科技方面的支持，使特殊困难的社会成员重新面向生活、走上社会。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但高福利制度体现了形式上的“公平”却牺牲了经济效益。志愿服务要为社会弱者“造血”，而不是“输血”，防止社会弱者过度依赖社会劳动者。同时，国家应对志愿者采取一定的鼓励政策，为其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优惠措施，给志愿者一种道义上的补偿，实现社会正义的动态平衡。
四、关于志愿服务立法的几点建议
1、建议把志愿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目前的志愿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在理论根源和社会功能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不少欧美发达国家已把志愿服务纳入到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可以为我国的立法提供借鉴。社会保障是为了缓和经济结构而造成的收入分配或生活需求性资源分配不公平而设计的一种社会再分配方案。[6]社会保障作为现代国家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的义务承担者是国家，但国家并不是唯一的义务角色。除此之外，社会及其成员也负有使每一位社会成员“继续生存下去”的责任或义务。[7]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和维持社会成员一定的生活质量，满足其物质和精神的基本需要而采取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所提供的设施和相应的服务。[8]社会福利是以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着眼于保障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改善这些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9]志愿服务以扶贫济困为主题，以社会困难群体为主要扶助对象，而社会困难群体主要是社会弱者。《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规定》第五条，青年志愿服务的重点对象是社会弱者，即残疾人、老年人、优抚对象和其他特殊困难需要救助的社会成员。由此可以看出，志愿服务在社会功能和服务对象方面与社会保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志愿服务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作为社会减压的一支重要力量提供理论前提。其次，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资金不足、内容有限、覆盖面狭窄和服务保障薄弱等问题，[10]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所形成的优胜劣汰必然会造成部分劳动者推出劳动岗位，从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收入而陷入危机。社会经济领域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运作，不能完全顾及到社会弱者的利益。政府保证的是公民普遍权利，从最普遍意义上关怀公民的现实生活，不可能照顾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剩余空间”。[11]这些都需要志愿服务来满足社会弱势群体在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志愿服务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生活苦难的群体提供社会服务，无疑给社会保障注入了新鲜血液，必将对我国多层次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作出积极的贡献。再者，现阶段我国的志愿服务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金不足，这就严重影响了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是单向的，主要由国家和社会来负担。将志愿服务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由国家财政支助志愿活动，必将推动我国志愿服务蓬勃发展。
2、明确志愿者组织的法律地位
《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把青年志愿者组织定性为社会团体法人，以明确志愿者组织的法律地位。笔者认为这种定性具有不合理性。社会团体法人作为法人的具体类型必须满足法人的一般构成要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12 ]这是法人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独立进行各项民事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前提。所谓必要是指法人的财产或经费应与法人的性质与规模等相适应，能保证法人这一主体在社会中独立有效运营。[13]目前，我国志愿者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严重缺乏，并且来源很不稳定。志愿者组织主要依靠会员交纳会费和社会各界的捐助来获得资金。这种途径获得经费的与志愿者组织参与的社会服务的性质、范围和规模是极不相适应的，远远满足不了志愿服务顺利开展的需要。因而志愿者组织不具备开展活动、承担责任所必需的经费，是不符合社会团体法人的构成要件的，因而志愿者组织只是一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
志愿者组织是从事志愿服务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非营利性决定了志愿服务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这是志愿者组织在组织活动时其经费来源缺乏保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组织大型的公益活动以及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时更显得捉襟见肘。笔者认为志愿者组织在开展活动时可以根据服务对象的社会性质以组织的名义必要的成本费用，但这种费用不能分配给志愿者，以维持志愿者组织的生存和活动的顺利开展，这并不影响志愿服务的非营利性这一基本特征。其次，志愿者组织只是一个中介机构，是名义上的主体。志愿者才是志愿服务真正的参与者，是实际上的行为主体。比如在为大型企业进行活动宣传时志愿者组织可以收取必要的成本费用，但参加科技扶贫、环境保护等公共性的活动就不能收取费用。
当前我国志愿服务的组织机构十分混乱，没有统一的名称。有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服务站、志愿者服务营、志愿者服务队等等，很不规范。应该对志愿者组织的名称进行统一规定，便于管理和开展活动。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志愿者组织应该由共青团统一组织和指导，因为共青团有一套强大的服务组织网络，并且志愿者行动最先由共青团组织开展起来，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3、建议设立志愿服务储备基金
志愿者参与的服务都是自愿无偿的，没有通过活动赚取利润，不能通过内部机制解决志愿者组织的活动经费问题。志愿者参与培训、开展活动都需要大量的经费，尤其是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或以外事件造成志愿者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后，如何去保障志愿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志愿者组织经费不足，民事责任能力严重缺陷。最近可可西里的环保志愿者出现人身伤亡后，志愿者组织根本无力承担责任。就此，笔者认为国家和政府有必要为志愿服务设立专项储备基金，解决志愿服务的资金短缺问题。专项基金由国家或政府财政开支，并由专人负责统一使用。志愿服务归入社会保障体系，由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助，必能使志愿服务有效的开展下去，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4、由志愿者组织为志愿者提供相应的人身保险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灾人祸不期而遇给人以致命的打击，使人生活恐惧不安，使家庭陷入困境，生活难以为继。志愿者在参与社会服务，尤其是一些带有很大危险性活动如环境保护、抢险救灾、维护治安等。这种危险不是个人能承担的，只能由国家或社会来分担。社会保障就是通过国家的介入，聚集社会力量、保护社会成员的生活安定[14]。志愿者在参与志愿服务时，也应将其纳入到社会保障法的保护范围。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以存在不确定的危险为条件，以志愿者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性质来看，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险具有必要性。志愿服务具有无偿性，在志愿服务时主要威胁到志愿者的身体健康（如身体的伤害），甚至是生命安全，志愿者组织应当根据服务的内容为志愿者提供相应的人身保险，在志愿者确实发生意外事故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时，能获得相应的补偿或赔偿，达到切实保障志愿者的各项权益的目的。为志愿者提供相应的人身保险并不与设立专项储备基金矛盾，前者是社会对志愿者的意外损害进行补救，而后者是解决志愿者组织内部的责任分担问题。通过两种保障机制的共同运作，使志愿者的权利真正落到实处，必将极大的提高志愿者的积极性。
5、明示志愿者组织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即在志愿服务时，志愿者组织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尤其是在环境保护，维护治安等公益事业方面，志愿者的服务对象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家的有关机关或职能机构。当志愿者参与这种志愿服务时，可以享有哪些权利，应当履行哪些职责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比如志愿者协助交通警察维护交通秩序，对违规人员是否有行使处罚权，在执行任务时能否擅离工作岗位等，其不当行为又应当如何追究责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志愿者在提供志愿服务时，志愿者组织可以和服务对象通过契约的形式，将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以明确化，以便志愿者更好地服务社会。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0年4月·北京


特别说明：

1、《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9年）》以中英两种文本发布，以中文文本为准。

2、《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9年）》系首次发布，故对过去3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概况亦予简要阐述。

目 录

前 言

一、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三、大力强化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努力统一知识产权司法尺度

四、全面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能力和水平

结束语

前 言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履行对知识产权进行司法保护的神圣职责。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知识产权事业起步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在人民法院广大法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法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发展，逐渐建立起了能够基本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体系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成为中国司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30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职能不断强化。人民法院通过行使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审判职能，对知识产权提供全方位司法保护。民事审判方面，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技术合同案件审判，80年代中期陆续开始商标、专利、著作权民事案件审判，90年代初期开始不正当竞争案件审判，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结了大量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从1985年至2009年，人民法院共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66408件。行政审判方面，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开始受理以专利复审委员会为被告的专利行政案件以来，有关法院认真履行对涉及专利、商标等授权确权案件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的司法审查职责。从1985年至2009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审结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6387件。刑事审判方面，1979年刑法颁布施行后人民法院据此对注册商标予以刑事司法保护，1997年刑法修订后对各类知识产权提供全面的刑事司法保护，不断加大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惩假冒、盗版等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200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以后，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结的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刑事案件明显增加。从1997年至2009年，共审结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14509件。

——30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领域不断拓宽。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90年代中期以前以技术合同案件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至2002年期间专利案件最多，2002年以来著作权案件上升到第一位。在传统的著作权、专利、商标、不正当竞争和技术合同案件总体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断扩展到网络著作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民间文学艺术、地理标志、特殊标志、企业名称、网络域名、驰名商标司法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许经营和申请诉前临时措施、确认不侵权以及反垄断等全新领域，尤其是涉及网络著作权的案件近年来迅猛增加。目前，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已经覆盖到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与各种方式的市场竞争行为，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全过程。司法日益成为当事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主渠道，以专利保护为例，权利人多数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纠纷。

——30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得到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审结案率从2003年的75.35%上升到2009年的85.35%，上诉率从2003年的59.38%下降到2009年的48.82%，二审改判发回率从2003年的15.19%下降到2009年的6.00%，再审率从2003年的0.80%下降到2009年的0.33%。诉讼调解效果显著，近年来，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平均调解撤诉率始终维持在50%之上。在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原则，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司法形象。司法保护的透明度不断增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审判公开原则，依法通过媒体、网络和出版物等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开生效裁判和发布审判信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10日正式开通“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统一上网公开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知识产权裁判文书。

——30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判令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努力降低维权成本，加大侵权成本。在认定侵权成立的情况下，一般都会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同时确保权利人获得足够的损害赔偿，依法适当减轻权利人的赔偿举证责任。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底终审的武汉晶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诉日本富士化水工业株式会社、华阳电业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61.24万元（约合742万美元）。这是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赔偿额最高的一起知识产权案件。人民法院积极慎重、合理有效地采取诉前临时措施，并注意依法运用民事制裁惩处侵权人。2002至2009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诉前临时禁令申请案件808件，裁定支持率达到84.18%；受理诉前证据保全申请案件1312件，裁定支持率达到93.72%；受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案件527件，裁定支持率达到96.04%。人民法院特别注重刑事制裁在保护知识产权中的作用，在依法适用主刑、规范缓刑适用的同时，加大罚金刑的适用与执行力度，积极采取追缴违法所得、收缴犯罪工具、销毁侵权产品、责令赔偿损失等措施，从经济上剥夺侵权人的再犯罪能力和条件。

——30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不断完善。自198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共制定了41件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其中现行有效的29件；出台了40多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司法指导性文件。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根据入世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司法解释力度，制定了25件知识产权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文件的颁布实施，使得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程序和实体上有了更加具体明确的依据，知识产权审判制度更加健全。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不断完善，为确保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质量，在对专利、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自始实行指定管辖制度的同时，从1998年起将其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也基本集中至中级人民法院，近年来又根据涉及著作权和商标等一般知识产权案件大幅上升的态势，积极探索指定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知识产权案件案由更加科学和全面，200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进一步将与知识产权和竞争法有关的民事案件案由集中统一予以规范。知识产权审判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上世纪80年代，著作权和工业产权民事案件分别由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负责，从90年代以来逐步统一由专门审判庭负责。近年来，一些地方法院还进行了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试点工作，以及采用扩大合议庭组成或者民事法官参与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审判的探索工作。

——30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不断增强。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不断健全，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1993年8月，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也于1996年10月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目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和多数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所有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都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据截至2008年10月的统计，全国地方法院单设知识产权庭298个，专设知识产权合议庭84个，共有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2126人（截至目前全国地方普通法院共有31个高级人民法院、409个中级人民法院和3119个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普遍选配素质较高、经验丰富的法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重视对知识产权法官的培训以及专业知识和审判技能的强化训练，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能力和专业水平不断提高；注重调查研究和坚持理论创新，坚持学习和注重研究成为知识产权法官的普遍追求和职业特点。

2009年，伴随着人民共和国走过60年风雨历程，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的同时，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业也取得了新进展。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重视研究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工作重点，创新工作方式，集中力量办案，坚持统筹兼顾，加强监督指导，实现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新发展、新突破。

2009年，中国法官用智慧和汗水抒写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又一新篇章。

一、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2009年，在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多、新类型案件增多、重大疑难案件增多、案件审理难度加大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执法办案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各项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公正高效审理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司法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主渠道作用更加凸显，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和国内外的高度信赖和充分肯定。

（一）依法妥善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充分发挥民事审判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自主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数量继续保持多年来快速增长的势头，案件增幅明显，远超过其他类型民商事案件的增幅。2009年，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30626件和30509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5.49%和29.73%，新收一审案件诉讼标的总金额达到308495万元（约合45225万美元）。其中，新收专利案件4422件，比上年增长8.54%；商标案件6906件，比上年增长10.80%；著作权案件15302件，比上年增长39.73%；技术合同案件747件，比上年增长19.9%；不正当竞争案件1282件，比上年增长8.19%；其他知识产权案件1967件，比上年增长46.79%。全年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361件，比上年增长19.49%；共审结涉港澳台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353件，比上年增长56.89%。全年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5340件和5492件，分别比上年增长12.21%和16.88%；共新收和审结再审案件100件和107件，分别比上年下降1.96%和增长50.7%。此外，自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至2009年底，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和审结垄断民事一审案件10件和6件。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件297件和390件（含旧存）。其中，新收申请再审案件230件，审结319件（含旧存），切实履行了对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监督和指导职责。

在2009年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有一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面广乃至于在国际上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如正泰诉施耐德“小型断路器”实用新型专利案、江汉石油“牙轮钻头”商业秘密案、武汉晶源“烟气脱硫”方法专利案、宝马诉世纪宝马驰名商标案、“吴良材”商标及不正当竞争案、“鲁锦”商标与通用名称之争案、“道道通”导航电子地图著作权案、黄金假日诉携程机票预订不正当竞争案、“采乐”商标撤销行政诉讼案、“番茄花园”软件网络盗版案等。

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审结案率从2008年的81.73%上升到2009年的85.04%，上诉率从2008年的49.32%下降到2009年的48.82%，再审率从2008年的0.44%下降到2009年的0.33%，上诉案件改判率从2008年的6.20%下降到2009年的6.00%。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结案率从2008年的55.93%上升到2009年的88.64%，提高了32.71个百分点。

充分发挥临时措施在保护知识产权中的特殊作用。2009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诉前临时禁令申请案件59件，裁定支持率达到85.42%；受理诉前证据保全申请案件237件，裁定支持率达到98.72%；受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案件56件，裁定支持率达到100%。总体而言，人民法院对于适用临时措施保护知识产权的态度比较积极，裁定支持的比例较高。

（二）依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治和震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功能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职能作用，依法运用各种刑事制裁措施，加大对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知识产权犯罪行为。2009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审结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刑事案件3660件，比上年上升10.04%；判决发生法律效力5836人，比上年上升8.31%，其中有罪判决5832人，比上年上升8.28%。在审结案件中，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判决的案件1007件，生效判决人数1605人，同比分别上升1.1%和下降3.14%；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涉及侵犯知识产权）判处案件646件，生效判决人数1114人；以非法经营罪（涉及侵犯知识产权）判处的案件1973件，生效判决人数3076人；以其他犯罪判处的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34件，生效判决人数41人。一些案件的裁判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由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判决的成都共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孙显忠、洪磊等犯侵犯著作权犯罪案（即“番茄花园”软件盗版案），是我国通过刑事司法途径打击大规模软件网络盗版行为的一起成功案例，该案给那些寄希望于通过盗版获取非法利益的网站和其他侵权者给予了沉重打击，展示了我国严格履行国际公约，对国内外著作权人给予平等保护的良好形象。

（三）依法履行对知识产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责，充分发挥监督和支持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的职能

人民法院切实发挥行政审判对知识产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能，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知识产权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秩序，促进知识产权行政保护。2009年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和审结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2072件和1971件，分别比上年增长92.92%和90.99%。其中，新收专利案件688件，比上年上升19.03%；商标案件1376件，同比上升184.3%；著作权案件4件，同比下降42.86%；其他案件4件。最高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行政案件54件和56件（含旧存）。

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主要是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为被告的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2009年，这类行政案件的增幅创历史新高，办案压力明显增大。据统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一审专利行政案件626件和594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0.38%和34.69%；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专利行政二审案件361件和337件，分别比上年增长11.42%和17.0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一审商标行政案件1346件和1222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09.42%和333.3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商标行政二审案件465件和416件，分别比上年增长144.73%和195.03%。

（四）加大知识产权案件调解力度，努力构建知识产权审判“大调解”格局

人民法院在运用裁判方式审判案件的同时，依法发挥调解这一“东方经验”的功能作用，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审判的全过程，在案结事了上下功夫。2009年，人民法院调解水平不断提高，调解率不断上升，知识产权诉讼调解效果显著，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平均调解撤诉率达到61.08%，同比上升5.22个百分点。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正泰集团诉施耐德公司“小型断路器”实用新型专利侵权上诉案时，促使法国施耐德电气公司与正泰集团基于本案达成全球和解协议，不仅解决了双方长期在多国存在的多起知识产权争议，为双方创造了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也为双边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江汉石油“牙轮钻头”商业秘密侵权案中，经过近五十次的耐心调解，双方终于就与本案以及相关的所有纠纷达成一揽子调解协议，当事人双方对此均十分满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好想你”商标行政纠纷案过程中，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助下，会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当事人最终达成和解并撤回了4个案件的再审申请，同时促成当事人之间105件商标争议和侵权案件的一并了结。人民法院积极创新调解方式，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不断完善诉讼与非诉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1月3日代表北京法院系统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调解中心正式建立网络纠纷案件委托调解机制，社会反响积极。浙江、四川、广西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取得了较好效果。最高人民法院注重申请再审案件中的和解工作，对于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依当事人的请求，尝试在准予撤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中对和解协议的有关内容予以表述，并对原判的明显错误予以纠正。

（五）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透明度

2009年，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严格执行三大诉讼法有关程序公开的规定，积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拓宽司法公开的渠道。在审判工作全过程落实公开审判，强化和规范对当事人依法告知的义务，切实保障当事人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等各个环节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司法公正。充分发挥“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和地方法院网公开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的平台作用，完善文书上网的管理机制，及时更新信息，加大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上网的公开力度，截至2009年底，已经有34263份生效知识产权裁判文书通过“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公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邀请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和境内外媒体参加全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进一步体现了知识产权审判的开放与透明。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与党和国家大局密切相关。2009年，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国家关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决策，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建设，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贯彻实施

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要求，国务院于2008年6月5日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决定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来，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专门成立了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并于2009年2月25日印发了《关于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任务分工》，分解落实了涉及人民法院工作的20项具体任务。

2009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从充分认识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切实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加强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工作和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等方面，对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成为指导今后一个时期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奠定了基础。全国地方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切实得到了贯彻落实。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四川、甘肃、青海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均出台了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指导性文件。

（二）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独特作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200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知识产权审判应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暨服务外包法律论坛，研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具体措施。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根据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于知识产权审判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从努力增强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大专利权保护力度、加强商业标识保护、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四个方面，明确和完善了当前经济形势下的一系列知识产权司法政策。特别是，该《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只能加强和提升，不能削弱和放松”，及时回应和澄清了当时社会上对于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是否还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争论。该《意见》不仅对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对企业和市场产生了积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了国内学界业界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全国地方法院纷纷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如，江苏、安徽、广西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专门指导意见，对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促进本地自主创新提出具体要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工商、海关等部门专题研讨涉外定牌加工中的商标法律问题，推动企业从贴牌加工转向自主创新。福建省法院系统加强与公安、检察、工商、版权等知识产权保护职能部门间的沟通协调，促进形成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良性互动和保护合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座谈，深入行业了解情况，积极研讨司法对策。

（三）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建设

——明确专利、商标等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理分工。2009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专利、商标等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理分工的规定》，要求自2009年7月1日起，将涉及专利、商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植物新品种等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一、二审和再审案件统一交由北京市有关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结束了自2002年以来该类案件由有关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分别受理的历史。这是人民法院在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确保统一裁判标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北京市有关法院切实落实《规定》的有关要求，及时调整审判力量，使此类案件的统一审理有了良好开端。

——推动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试点。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有关要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开展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试点（简称“三审合一”试点）进行专题调研，批复同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法院系统、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所辖郑州、洛阳两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开展“三审合一”试点。截至2009年底，全国已有5个高级人民法院、44个中级人民法院和29个基层人民法院开展了相关试点。开展试点工作地区的高级人民法院纷纷出台规范性文件，规范和协调试点相关工作。

——调整和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做好调整和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法院在继续坚持技术类案件指定管辖制度，严格控制新增专利案件管辖权中级人民法院数量的同时，按照既方便当事人诉讼又方便法院审理原则，积极开展中、基层法院跨区管辖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试点管辖第一审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纠纷案件，指定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宜昌市、襄樊市、厦门市、泉州市、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跨地区受理专利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均衡发展，注重充分发挥中、基层法院离当事人最近、便于诉讼的优势，大力加强中、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建设。截至2009年底，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具有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和涉及驰名商标认定案件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为75个、41个、46个和41个，可以审理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达到92个。

（四）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优化自主创新司法环境”年度主题活动，努力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司法环境

为解决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中影响和制约自主创新的突出问题，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进一步打造有利于激励自主创新的司法环境，激发科技创新和自主品牌对催生新兴产业、创造社会需求、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引领和推动作用，200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优化自主创新司法环境”年度主题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国法院做好专利案件审理工作，促进科技创新；审理好垄断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营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做好商标案件的审理工作，促进品牌经济发展；加强审判监督和工作指导，切实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全国地方法院也积极制定活动实施方案，突出本地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特色，分阶段加以贯彻落实。该项主题活动成为2009年人民法院的工作亮点和重点之一，在深入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五）加强对上海世博会的知识产权司法应对，自觉履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职责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又一次世界性盛会。人民法院充分认识上海世博会举办的重要意义，坚持能动司法，提高司法水平，为办成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提供公正高效权威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世博会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对世博会可能涉及的各类知识产权法律适用难题开展了前瞻性研究。作为世博会举办地的上海市三级法院，主动应对世博会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需求，在依法妥善快速地解决一些涉世博知识产权纠纷的同时，注重延伸司法职能，全面服务和保障世博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首例涉世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进行了网络庭审直播，依法认定被告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单位上海长正物资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18万元(约合2.64万美元)，判处被告人谭天有期徒刑2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约合1.47万美元)，该案的裁判切实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涉世博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

（六）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提高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后为重点，组织全国法院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宣传活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制定指导性文件、发布案件年度报告、公布典型案例、组织公开开庭、开展座谈研讨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成就、状况和未来举措，注重以司法案例这一生动的“活法”引导社会公众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推动树立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各地法院的活动各具特色。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法官与作家座谈会，山东省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由社会各界参加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座谈会，贵州省、甘肃省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及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法官走上街头开展知识产权咨询公益活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庭审进行网络直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主要门户网站以及地方主要新闻媒体对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的活动进行了广泛深入持续的报道。

三、大力强化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努力统一知识产权司法尺度

统一知识产权司法尺度，确保裁判标准的统一性，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的基本要求。2009年，人民法院通过加强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努力维护知识产权司法统一。

（一）加强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工作，统一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一贯注意发挥司法解释在统一法律适用中的重要作用。2009年，在全国地方法院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下，就专利侵权判定、驰名商标司法保护、反垄断民事诉讼、专利商标授权确权案件和网络著作权案件审判等问题开展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工作。4月22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驰名商标的保护条件、标准和证据要求等，回应了社会较为关注的驰名商标保护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品牌经济的健康发展。12月28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范了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进一步完善了专利侵权判定标准，对于保障修改后的专利法的正确贯彻实施，做好专利侵权案件审理工作，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初稿）》和《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初稿）》，广泛、公开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为下一步修改完善和公布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强化知识产权审判业务指导，确保法律正确实施

上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指导。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注意通过司法文件、会议纪要和典型案例的裁判批复等形式，明确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司法原则和标准，及时解决了一些较为突出的审判实践问题，特别注重出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司法文件。为确保驰名商标司法保护制度正确实施，解决在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涉及驰名商标认定民事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将有关案件管辖权集中至省会市和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效地规范了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工作，维护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良好形象。为保障修改后的专利法正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学习贯彻修改后的专利法的通知》，明确了新旧专利法适用的衔接问题。为解决本地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地方法院也普遍注重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外观设计专利案件审理，浙江省、湖北省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审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侵犯音像著作权案件审理，山西省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涉及驰名商标认定案件审理，总结和提出了一些比较系统的指导性意见。各地法院还对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关联和类似案件，注意及时沟通协调，统一案件审判标准，保证裁判结果的一致性，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三）积极发挥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创新审判指导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发布了2008年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同时公布了50件典型案件，进一步宣传和弘扬了典型案件的示范效应和指导作用；首度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8）》，该年度报告汇集了从2008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184件案件中精选出来的23件典型案件的判理摘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对自身审理的典型案件的集中展示，是创新审判指导制度的一次全新尝试，对于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指导工作，促进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和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地方法院也普遍注重对典型司法案例的收集整理、理论分析和编辑出版，指导审判实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辑出版的《1994－2008上海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精选》（中英文对照本），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四）加强知识产权审判调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支撑

人民法院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不断丰富知识产权审判理论，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国际交流和学习，提升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影响力。2009年，人民法院富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取得了较为丰富的审判理论成果，形成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调研成果，并通过指导性文件和工作措施等形式实现成果转化。在地方法院的大力配合下，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网络著作权、音像制品侵权损害赔偿、反垄断民事诉讼等专题调研，组织召开了互联网著作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反垄断民事诉讼课题研讨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等会议，组织“欧盟竞争法考察团”出访了英、比、德、卢四国，与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合作举办了“中美反垄断民事诉讼问题研讨班”，创办了《知识产权审判动态》，这些调研活动进一步深化了知识产权审判理论研究，有效促进了裁判标准的细化和统一。1月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苏州）调研基地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为全国法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提供基础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发挥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的理论平台作用，组织开展了各项研讨活动，并于4月19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成立了该委员会的知识产权审判研究基地。地方法院不断深化对审判规律的认识，根据当地实际和审判工作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了许多重要课题的调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审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人民法院还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立法修法活动，组织专门力量参与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修订工作，努力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鉴于中国法院和法官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两名中国知识产权法官入选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评选的“2009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知识产权人物”。

四、全面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能力和水平

严格、公正、文明的知识产权司法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2009年，人民法院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审判组织建设、业务能力建设和廉政建设，努力提高知识产权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审判的组织保障和人才基础。

（一）着力夯实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体系建设

2009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体系更加健全，中级以上法院普遍建立了知识产权审判专门机构，并注意从精通法律、外语基础较好、具有理工专业背景和一定审判经验的人员中选拔、培养知识产权专业法官，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专业结构。各级法院的立案、刑事审判、行政审判和执行等职能部门一般都指定了专门的合议庭或者法官负责知识产权案件的审查、审判、执行。2009年，人民法院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配齐配强审判力量，切实解决一些地方知识产权审判庭案多人少的问题。各地法院针对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精心选择、积极推荐相关领域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发挥他们在一些专业性较强案件审判中的专业优势和独特作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推进人民陪审员参加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北京市第一、二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开展与专利复审委员会等知识产权专门机构的人员交流。各地法院注意发挥技术专家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的作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建立了知识产权审判技术专家库。

（二）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业务能力建设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知识产权法官的专业知识和审判技能的强化培训，有针对性地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专门人才培养，重点针对当前知识产权审判热点、难点问题举办业务培训，加大对中西部法院和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支持力度，推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水平的整体提高。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了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新问题研修班，对来自中、基层法院的240余名知识产权审判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北京、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等地高级人民法院也举办了类似培训班。

（三）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官队伍思想政治建设

2009年，人民法院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广大知识产权法官牢固树立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不良风气的侵蚀，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法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各级法院注意树立和宣传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的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示范作用，努力培养知识产权法官亲民爱民为民的良好作风。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授予孔祥俊等45名同志“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称号的决定》，6名知识产权法官被授予“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称号，充分展示了中国知识产权法官的良好职业素养。

结束语

成绩属于过去，过去30年以及2009年的荣誉已经载入史册。

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将进入更为关键的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人民法院将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确保国家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始终坚持以执法办案为第一要务，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继续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积极推动知识产权领域司法改革，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审判监督指导，大力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