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高校贷款风险化解办法探讨

李文江


内容摘要：公立高校银行贷款制度由于是一种自发的安排，因此难免出现问题。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对已经形成的或被掩盖的不良贷款如何化解，是一个对政府、高校、银行甚至对社会都影响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化解的方法主要是“四个一块”，即“置换一块、归还一块、转换一块、保留一块”，具体讲：“政进商退”置换一块，就是说伴随着政策性银行的进入公立高校贷款领域，商业银行部分退出；政府和高校共同努力归还一块，降低银行贷款风险，也相应降低财务成本；高校产业贷款转换一块；商业银行继续对高校经营性项目贷款，保留一块。

关键词： 公立高校 开发性金融 公法人 公共产品


　　1999年以来，公立高校伴随着国家扩招政策的贯彻落实，大规模向商业银行贷款，由于约束缺失，出现了公立高校普遍贷款、盲目贷款，甚至部分高校不计承受能力巨额贷款、不计资金成本滥用贷款，致使公立高校出现大面积有问题贷款，其风险之严重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笔者试图初步提出有问题贷款的化解办法。

一、 引入政策性贷款部分置换商业银行贷款

　　政策性银行之所以能够成为支持公立高校的主要力量，理由：
（一）政策性银行属于公法人
　　既然我国法律体系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而我国现行民法对法人的分类又不能涵盖政策性银行这类新型法人，笔者认为，不妨从公法人与私法人划分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政策性银行的法律性质。笔者认为，政策性银行应属于公法人，其理由如下：
第一，政策性银行的目的和宗旨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策性银行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应追求社会整体效益，服务于公共目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策性金融业务与逐利的经营性业务常常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政策性业务是非营利的或低盈利的。比如，一国落后地区的开发，对该国经济平衡发展、社会安定与进步有很大意义。然而，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若以营利为指向，则相对缺乏的资金不仅不会流向落后地区，而且会出现从落后地区漏出，流向资金盈利率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在此情况下，对商业性金融机构而言，追逐营利的理性行为与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是相悖的。这样，只有由政府创设的政策性银行，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服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才能向落后地区输送资金，对于由此而产生的亏损，由政府给予补贴，或担保其债务。但这并非意味着政策性银行忽视经营活动的收益，就必然发生亏损。
第二，政策性银行由国家设立或控制。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不同，政策性银行绝大多数是由政府直接出全资或部分出资创立，如日本“二行九库”、韩国的政策性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均是由国家出全资创立的；或是由国家作保证而设立。而不论政策性银行如何设立，它们都是以国家作为后盾，其组织与活动由国家控制和掌握，并与国家、政府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的需要，并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和意图服务。
第三，一些同属于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如日本、法国，其政策性银行立法中均规定政策性银行为公法人。有学者认为，政策性银行属于公益（事业）法人；事实上，公益法人属于社团法人之一种，而社团法人又属于私法人之一种，因而，这些学者实际上是主张政策性银行属于私法人的一种。笔者认为，这是缺乏充分根据的，因而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要承认公私法划分在中国的有效性，政策性银行是公法人这一命题便告成立。
政策性银行公法人的法律地位一经确立，就具备了财政性金融的职能，也就从理论上成为支持公立高校的主要力量。

（二）政策性银行介入使公立高校贷款的担保具有合法性

在国家财力有限，不能对高等教育提供更多财政资金支持，而商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对高等院校提供贷款的情况下，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资金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
1、政策性银行的“准财政信用”主体。政策性金融是典型的财政投融资,具有准财政属性,是财政政策的延伸。政策性金融是有助于弥补体制落后和市场失灵、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增强竞争力的一种金融形式，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设立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在特定的业务领域专门从事政策性投融资活动，为政府发展经济,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促进社会进步服务，在经营上不以盈利为最终目标。1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有完全不同的目标和范围。政策性金融就是要把政府信用运用于市场，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优势；就是要用好用活政府信用，促进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将融资优势和政府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推动经济发展、体制建设和市场建设。政策性银行是准国债性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注重金融资产管理和稳健运营。政策性银行债券是基于政府信用而尚未被市场分化的融资形态，具有准财政、准信贷和准股权性质。
2、开发性金融理论。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增强竞争力的一种金融形式。开发性金融为政府拥有、赋权经营，具有国家信用，体现政府意志，把国家信用与市场原理特别是与资本市场原理有机结合起来。开发性金融的活力来自于政府赋权的法定国家信用,通过把政府信用、政府协调与市场原理相结合,充分运用国家信用的高能量,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架起了桥梁和纽带,不断在体制建设和完善市场方面发挥独特作用,防止和抑制寻租行为,弥补市场失灵和缺损。
开发性金融不是商业金融,一般情况下它不会直接进入已经高度成熟的商业化领域,而是从不成熟的市场介入,用资金和体制建设来带动市场的发展。开发性金融的特征是，只要有市场缺损、法人等制度缺损,而又有光明市场前景的投融资领域,能够进行制度建设的、以整合体制资源取得盈利的,就都是开发性金融的领域。
3、国家开发银行支持高校的可行性。公立高校是政府投资为主导，其贷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政策性贷款。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国家开发银行的银行资金是最为理想的高等教育投资资金。在未来的几年中，应当利用国家开发银行的准财政性资金，加大对高等教育这一准公共品的提供力度。只要公立高校贷款是在政府科学控制之下，政策性银行对公立高校贷款是不存在风险的，即使出现风险，也不过是高校财政赤字而已。
政策性银行贷款的财政性金融要求，对公立高校提供贷款只需要政府财政担保，这就使公立高校贷款成为可能。国家开发银行最近提出“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金融推动”的二十字办行方针，而且在广东大学城建设中开行已经主动提出并置换了20多亿的商业银行贷款。2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与黑龙江10所省属高校签约，向这些高校提供9.25亿元软贷款，重点用于老工业基地振兴中教育项目的建设。

二、靠政府和高校提前归还化解不良贷款

面对巨额高校贷款，如何保持高校信誉，降低财务成本，帮助商业银行盘活不良贷款，这是政府和高校共同关注并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是政府补贴高校贷款利息，降低高校财务成本，保证高校正常运行；二是对建设新校区的高校，由政府牵头、银行参与、高校配合转让老校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压缩贷款。
（一）政府通过贴息减轻高校负担
从法律上讲，高校与企业都是独立法人，高校无疑也能像企业一样向银行进行贷款，并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高等教育法》在第30条规定高校可以取得法人地位，但同时又在第38条规定高校只能依法自主使用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对于贷款偿还责任，教育部在教财字(1999)10号文件中虽已提出了“谁贷款谁负责”的原则，并明确表示，教育部“不承担此项贷款的还款责任”，但高校并没有独立财产，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如果发生重大的财政危机，最后收拾局面的将还是政府，不可能是高校。这是高校贷款风险的最重要特征。因此，政府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帮助高校还贷，既是过去疏虞管理的代价，也是帮助高校摆脱困难。
（二）老校区转让收入偿还贷款
盘活存量减轻高校贷款债务。我国高校的贷款直接原因是高校扩招所带来的资金和物力的不足,许多高校为扩大规模将原有的校园的物质资产和设施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建设新校园,以弥补教学和生活设施的不足。贷款较少的高校一般都是在原校区基础上建教学楼或购置设备，这样的高校即使贷款即使到期难以归还，也不会形成大问题。关键是要化解贷款数额巨大的问题，帮助购置土地、建设新校区的高校盘活银行贷款。这类高校新校区建设竣工后或基本竣工后，位于市区或市区最佳地段的老校区如何转让，这是归还贷款的重要渠道。但老校区转化单靠高校和银行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政府牵头、高校参与、银行配合”。具体做法：
第一步，改变土地性质。因为公立高校老校区的土地一般属于“划拨“性质，不能用于其他用处。要想能够顺利转让，就必须将土地性质转化为工业用地，最好是可供开发用的“出让”土地。按照土地法规定，土地的性质转化是土地转让和变现的前提。
第二步，公开拍卖。由高校经过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委托拍卖单位公开拍卖。
第三步，鉴于高校土地面积相对较大，考虑到房地产公司的实际购买能力，为了确保拍卖成功，向高校贷款的银行应该提前介入，在房地产公司自有项目资金不少于30%的前提下，贷款支持受让高校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样可以确保压缩高校贷款，通过土地抵押措施，也是房地产公司贷款有了保障。
面对高等学校巨大的债务负担，很多地方政府是通过出让或转让位于城市繁华区的老校区获得经费，让高校偿还债务，帮助学校摆脱困境的。全国高校的土地置换始于浙江省，2000年当时浙江中医学院首先做了个试验，将原校舍不足5公顷的土地置换给一家房产开发公司，两年后，一个占地27公顷、投资2亿多的新校舍建成。
辽宁省在沈阳有17所高校纷纷出让原来位于市中心的老校区，利用级差地租的原理，到城区边缘建设新校区。基本建设总投资113亿元，其中老校区土地和资产置换34.4亿元，大大压缩了贷款规模。1
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政府“要求已经批准建设新校区而且规划占地面积达到学校事业核定规模需要的高校，或者建设新校区时已经将老校区进行置换的高校，原则上都进行老校区的土地置换”2。可见，出让老校区土地归还银行贷款是行之有效的措施，部分省份和部分高校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建设新校区的高校都能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老校区置换，公立高校贷款问题一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

三、商业银行对高校产业贷款转化一块

高校科技产业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有生力量。近年来，高校科技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销售额和利润有了较大的增长。到2001年底，全国有400多所大学创办了近 2000家科技企业，销售总收入达452亿元，实现利润近32亿元；到2003年5月，全国高校已有高校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40家。1高校的许多高新技术企业显示了良好的成长性，已形成一批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的股份制公司和企业集团，它们代表着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高校科技产业虽已取得可喜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如资金严重短缺，支撑体系不健全，政策不配套，管理运行体制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发展缺乏后劲等。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解决，需要技术的进步、管理的改善，需要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需要整个生产经营系统的完善，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其跨越式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清除高校科技产业的融资障碍，促使其快速发展，实现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其产业化。
建议高校转让自身在高校产业中的股份，用转让收入归还贷款；商业银行也应该主动与贷款高校协商，通过规范性高校产业贷款和压缩高校股份来实现化解不良贷款的目的。部分高校的实践证明，这一办法是行之有效的。
关于健力宝集团与裕兴科技公司、祝维沙等财产之争的法律思考

马绪良


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的刑事风波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有关健力宝集团的财产之争仍未结束，其中最重要的当属5100万股平安保险A股之争。本文拟从此角度出发，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期望对读者有所启示。
一、基本事实
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笔者还很难对 “健力宝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细节疏理，现仅围绕健力宝集团与祝维沙及其裕兴科技公司等当事人之间包括5100万股中国平安A股在内的财产之争的事实展开叙述：
2002年初，张海以其控制的“三水正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之名，全资收购健力宝集团母公司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母公司持有健力宝集团75%的股权），张海也由此间接控制了健力宝集团。后该75%的股权被过户到包括张海、祝维沙和叶红汉在内的3人名下（其中祝维沙持有28%的健力宝集团股权）。
在资本玩家的手里，健力宝集团注定会命运多桀、多灾多难，一场“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股权转让变更及收购兼并的闹剧即将开演。
在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股权的过程中，张海曾向在香港上市的民营公司——裕兴科技公司董事长祝维沙融资2.38亿元。根据现有公开资料显示，其中约有1.58亿元是祝维沙从金裕兴公司（裕兴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擅自挪用的资金。但迫于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及董事会的压力，2002年10月，金裕兴公司董事会专门就此通过了一份董事会决议，在董事祝维沙挪用1.58亿元收购健力宝股权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确认股权权利人为金裕兴公司，祝维沙仅代表金裕兴公司持股。
其实早于2002年10月，就该2.38亿元的融资还款问题，张海与祝维沙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升级，2002年8月祝维沙与叶红汉二人联手召集健力宝集团董事会，免去张海集团董事长及总裁职务，仅留董事身份。现在看来，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董事会2002年10月份做出的代为持股决议，也仅是为了给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及其它小股东一个交代罢了。
2004年，祝维沙以及他控制的金裕兴管理团队接管了健力宝的所有重要职位，全面控制了健力宝集团公司。
2004年8月25日，位高权重的祝维沙绕开健力宝集团国有股东及董事会，指使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与金裕兴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属于健力宝集团的5100万股平安A股（目前市场价值颇丰）转让给金裕兴公司，转让价格为以4.2元/股转让2300万股，以4.3元/股转让2800万股。
实际上，三水健康产业公司与健力宝集团于2004年6月签订过一份委托持股协议，5100万平安股权的最终权益人是健力宝集团，三水健康产业公司仅是代为持有。
根据资料，对于以上两种转让价格的安排，祝维沙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以4.2元/股转让的2300万股，折算价恰好为9660万元，目的是用于结清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尚欠的9660万元股权余款。只有在结清最早的购买款的前提下，股权才能顺利通过工商登记转让给金裕兴公司；
第二，以4.3元/股转让的2800万股，总价为1.204亿，目的是为了抵偿张海所欠“2.38亿元融资款”所剩余本息。金裕兴公司在此股权转让过程中实际没有付出一分钱。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在祝维沙的安排下，金裕兴公司与健康产业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备忘录》，为该2800万股平安股权的转让特意“安排”了合理的“对价”，金额刚好为1.204亿元。
现有资料显示，上述平安股权转让过程基本没人知道。直到2004年12月份，健力宝集团董事会才发现5100万股平安股被非法夺取。 2005年，佛山市三水区政府全面接管健力宝集团公司。同年3月，张海及祝维沙以涉嫌侵占、挪用公司财产等名义被依法逮捕，该5100万平安股权也被依法查封。
2007年3月，金裕兴公司收购平安股权投资事项才通过裕兴科技公司特别股东大会批准。而2004年9月，金裕兴公司就在深圳市工商局办理了5100万股平安股权的过户登记手续。
5100万股权到手后，祝维沙旋即撤离健力宝。2004年11月，祝维沙将其持有的健力宝集团28%股权价格转让给了北京汇中天恒投资有限公司。
2007年7月，佛山市检察院做出对祝维沙存疑不起诉决定。
2008年9月，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断，认定张海职务侵占罪及挪用公司财产罪成立，两罪并罚后，张海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为索回5100万平安股权，健力宝集团于2007年10月对金裕兴及三水健康产业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但2008年12月23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在做出判决，认定“金裕兴收购深圳江南公司10.435%股权，并因此间接持有5100万股平安保险A股及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驳回了广东健力宝集团提出收购无效等诉讼请求”。
2008年12月，健力宝集团对金裕兴公司及祝维沙再次提起诉讼，诉讼案由为“追缴张海侵占健力宝集团的9600万元赃物”。该案目前仍处审理中。
现在的广东健力宝集团已负债累累，生产严重停滞，追讨5100万平安股权及流失“赃物”似乎成了健力宝集团起死回生的最后“救命稻草”。
二、有关法律方面的思考
笔者仍要做出一个“老调重谈”的声明，本文不涉及健力宝、张海、祝维沙等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利益纠葛，仅是在力求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根据现有法学理论对笔者认为较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学术评述，读者应当客观用之，以避免产生误导效果。
（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之认定——揭开公司的面纱
1. 祝维沙2.38亿元融资款的性质认定。
根据掌握的资料，笔者认为2.38亿元的性质存在一个转变过程，起始应当属于私人借款性质，并在张海掌控健力宝集团后先后向祝维沙还款约9600万元，但当张海不能及时向祝维沙归还剩余资金时，根据2002年10月份金裕兴公司董事会的决议，其中1.58亿元已转变为金裕兴公司收购健力宝集团28%股权的对价，即1.58亿元转变成了股权出资，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不能再向张海及健力宝集团索偿，更不能变相及非法抽回资金。
金裕兴公司2002年10月的董事会决议如果没有对外公开，仅是内部文件，则情况则又不同，不能以未公开的文件产生约定外部第三人之法律效果。关于这一事实点，笔者目前暂且存疑。
但如果至始至终认定2.38亿元属于借款，则祝维沙在事实上顺利收回借款本息后，其此前持有的28%的健力宝集团股权则事实上没有给付任何对价，2004年11月祝维沙将该28%的股权转让他人（已实际获利），则属于民法上典型的没有对价基础的“不当得利”；祝维沙此后又以5100万股平安股权抵债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因为祝维沙的钱是借给张海个人，而不是健力宝集团。权利人健力宝集团公司完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返还非法转移的公司资产，并承担侵权责任。
至此，在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案例中，祝维沙实质上已经将健力宝集团的优质资产转移掏空！？
2. 祝维沙在5100万股平安A股转让过程中的行为及角色认定。
笔者认为，在5100万股平安A股转让过程中，祝维沙已完全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于代表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的公司意志之上，利用公司法关于公司法人制度的构建，以公司名义行个人行为之实，应当适用公司法律制度中“揭开（刺开）公司面纱”的制度原理，认定股权转让的行为及相关协议无效。
《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我国法律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但该制度及其原理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各国公司法律制度设置中的应有原则，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价值肯定。
第一，祝维沙当时在健力宝集团体系内已经工作多年，属于“老板凳”，且当时同时担任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金裕兴公司、健力宝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对于健力宝集团委托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代为持股的事实不可能不知晓；
第二，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初衷令人怀疑。该次股权转让没有正当的令人信服的原因和基础，而让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背负一笔不属于自己的“他人债务”，并美其名曰“对价”，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第三，如果股权转让属于正当交易，则为什么不通过公司董事会，不事先发布重大交易提示公告（上市公司的应有要求），而且转让5100万股的交易价格巧妙设计本身就是“猫腻”。
3.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的权利状态分析——侵权途径方面的权利救济
在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权利应当恢复到原始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祝维沙与金裕兴公司及母公司裕兴科技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股权转让给金裕兴公司是祝维沙的个人行为使然，但其后该行为已经得到了包括金裕兴公司及裕兴科技公司在内的公司权力机关的认可，属于公司行为了。并且，在权利承受方面分析，该两公司实际上是享有了该股权转让带来的权益，属于“不当得利”性质。
同时，由于股权转让款中的9660万元（2300万股价）已被实际支付给健力宝集团的债权人，也就是原始股权的出让方，权利不可回转，故该部分价款应当在全部5100万元股权回转后，由健力宝集团公司支付给金裕兴公司。或者由两者以其中股份折价支付。
祝维沙与张海之间的债务纠纷由其两人自行解决。但原祝维沙持有的28%的健力宝集团股权的出资款问题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方面。
如果不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解决此案，则从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以代持方式）非法转移抽逃公司财产方面入手，股权转让协议的还债实质也会暴露无疑，如果从给付主体及给付义务的承担方面入手考虑，健力宝集团及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均不负法律上的给付义务，祝维沙等让没有法律义务的主体承担责任，“富人遭殃”，可以肯定地说，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等对健力宝集团公司的财产转移实际上已构成侵权行为。
笔者认为从侵权方面出发对健力宝集团公司的权利进行救济可能更为合适。
（二）法院对张海侵占、挪用犯罪行为的认定与“赃款”追讨的关系
根据对张海刑事犯罪的终审判决，法院认定张海构成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并认定张海通过各种方式向祝维沙转移支付了9600万元。但法院并没有采纳张海辩护律师有关公司犯罪的辩护意见，没有认定“正天公司”构成犯罪。
2008年12月，健力宝集团以“追缴张海侵占健力宝集团的9600万元赃物”为案由，对金裕兴公司及祝维沙再次提起诉讼，希望从赃物追回方面突破困局。
笔者虽然认为这条思路和途经可行，但仍认为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