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
宜黄县人民法院 肖文军
总述：诉讼制度与诉讼法的改革（三个审判关系主体的改革）。
一、 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二、 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三、 改革诉讼代理制度，加强律师调查取证权。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大陆法系为基础，以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为框架的法律体系。由于两种不同法系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决定了我国诉讼制度改革是复杂的过程。但不管怎样我国这种结构的诉讼制度经过九十年代后已经初步建成。
但这种诉讼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如证据制度、庭审规则、强化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职能、法院内部机构的调整等等方面的改革。以上提及的方面多有论述，本文所涉及的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着重于审判关系的三个主体：法官、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律师）的改革与完善。我国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法如能解决好审判关系的这三个主体所存在的问题，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甚至可以解决我国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所遇到的其他问题。
一、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法官是审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法官的改革涉及到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法官的改革也必然是诉讼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明确法官的概念和职权。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首先是围绕法官开始的，因此明确法官的概念就显得极为重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Judge（法官）定义为： public officer with authority to decide cases in a lawcourt（有权在法庭裁决诉讼案的公共官员）。这种解释清楚的表明法官应当在法庭上行使审判权的这一特征。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定义为：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这一概念过于含糊。《现代汉语词典》和《精编法学词典》都将法官的定义：法官是法院中审判人员的通称。这种法官定义很不完善，没有将法官必须在法庭行使审判权本质特征表述出，但这一解释恰恰是对我国现阶段法官最正确的解释。我国现在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碰到的许多难点就是因为法官这个审判关系最为重要主体的概念不清造成，就《法官法》而言区分法官与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并不难，但现实中却很难区分，办公室、监察室、档案室、调研室等等工作人员不主庭，不行使审判权都被称为法官，具体表现在法院的工作人员多而办案法官少。法院的改革一方面面临着法官队伍庞大，积重难返的局面；另一方面面临着办案法官太少，法官队伍难以充实的尴尬的局面。法官概念不清，法官改革自然会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法官职责不明确。法院和法官的一些权力没有得到限制，如法官的调查取证权没有得到限制。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法官没有庭外调查权或主动调查权，就不能保证办案的质量、查清案件的事实，这种想法很奇怪，他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当事人调查取证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在刑诉讼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了国家侦查权，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证据不会比法官调查取证的更完善，因保留了这一权利，造成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因取证不到或认为没有必要取证而被当事人认为法官办案不公。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取证如何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保证自己居中认证。事实上在三大审判中法官参与调查取证都将打破诉讼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平衡，法官调查取证是对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否定，法官走出法庭调取的证据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能保证自己居中认证。因此没有必要让没有侦查权的法官在庭外调取证据。当然为保障法官不走出法庭，还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确保当事人各方都能收集到各种证据（本文第三部分将此进行阐述）。再如，由法院直接受理刑事自诉案。自诉案件的审理难易程度撇开不管（一些学者认为此类案件简单，无须侦查，大都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此类案件是刑事审判中的难点），自诉案件的受案审查是实体性审查，是以被告人经审查构成了犯罪为立案条件的。这不仅与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发生了冲突，也是对我国９６年刑法确立无罪推定的否定。从以上两点，就应当排除法院直接受理自诉案件，更不要说此类案件，被告人多作无罪辩护，依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国刑诉法第１７３条第（３）项（自诉案）中竟赋予法官弱化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范围对象竟是公检机关，显然该条款有违宪的嫌疑。
我们要明确法官的改革不在于给法官增加职责，而在于明确法官的职责。法官的职责不明确，保留了些非法官职责的职责，而这种职责不能促进法官办案的公正与效率的作用，反而成为束缚法官的枷锁。从现实意义上说，限制法官的职责更有利于促进司法公下和提高司法效率，也更有利于法官的权威树立。
（二）、实现法官精英化。就我国现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结构来看，实现法官精英化在现行法官体制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问题。在我国法官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我身边说起，全院四十多名法官，办案法官只有十三名（刑、民1、民2、行、法庭）。这中多少能让人看到法官精英化的希望。但法官精英化不仅仅在于法官队伍（我国已对法官队伍精英化问题开始重视，故本文不在涉及），更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确认，如检察机关对法官的监督具体到个案的审理过程，甚至到与法官在某一个案对法律理解问题上行使监督权，在我国没有哪一机构象法院一样如此受约束；其次在我国司法最终裁量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如法官无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在《行政复议法》却赋予了上级行政机关的审查权，作为纠纷的最终裁量的法院却没有一级有此权限，这不能说是立法的遗憾，更为遗憾这都是建立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怀疑基础上的，也使得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成为纯法学理论。我们在制定每部法律时，对行为人都是采取了“合理人”、“良家父”的标准。但我国在制定法律中关于法官的部分却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标准，而没有采取法官就是社会精英他的素质要高于一般行为人的标准。我们不反对权利的限制和监督，但要建立在高标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怀疑、否定的基础上的。如我国法律本身不能确认法官就是精英的话，那在这里谈法官精英化已无意义。梁慧星教授在一次授课后讲，没想到法官的素质要比想象的高出很多。梁教授在此前的想象，可能是我国立法者的想象，我们不否认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但作为法律却应当确立法官精英化的精神和原则，先有法官精英化的立法，而后有精英化的法官。
（三）、树立法官权威。一国法官的权威决定了该国法治的程度，法官的权威就是法律的权威。法官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法官的权力，而是来自于法官公正。在我国至今法官权威还没有在公众心中树立起来。究其原因有：一、法院和法官没有完全从行政机关脱离开，一府两院是一府下的两院，法官与公务员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法官办案过程中行政干扰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行政诉讼会陷入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要树立法官权威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说：“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职务行为本身就是公众批评的目标，他们多少又处在上司的影响之下，因此又怎能指望他们在个别人与当权者的抗争中做出公正的裁决呢？”（摘自《世界著名法庭论辨演说精粹》第97页）百姓即使胜了一场行政官司却再没有勇气去打第二场行政官司。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法官在自我评析时，对自己在办案中就案办案，考虑社会效果少进行了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表现，直到现在报刊仍不乏这种论调，令人对法律界非常担忧。就案办案有何错，办案法官办案应以有效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案件裁决的准绳，不应兼顾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否则必然会以牺牲法官的公正和正义为代价，且法律本身在制订时就已经将社会效果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了，不必法官在具体案件在另行考虑了，如要考虑的话，我想这部法律有问题，但即便是这样法官也必须绝对服从法律，但不是政策，如果法官在考虑社会效果，那他已或多或少的放弃了公正。当法官能超越外界的种种因素，自由的适用法律，谁还会怀疑法官在适用法律是否实现了公正。法官的权威自然能得到树立。
二、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在我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是支持公诉，二肩负着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官这种双重地位制度几乎使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毁于一旦，与我国在控辩式基础之上诉讼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因为检察官在诉讼过程既行使公诉权，又行使监督权（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的是行使监督权）。显然检察官在诉讼中如何行使他的权力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但这个矛盾最终却落在法官身上。一、这个矛盾是建立在法官在诉讼中必须有大量的各种因素的不公正而不是少量的怀疑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法官整体素质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否则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是行使监督权就变得毫无意义，当然的还有一个推断就是检察官的素质要高于法官。二、检察官起诉的被告人，法官必须认定有罪，法官必须做有罪推定，即所谓“被告人进门三分罪”，这点已被现实的审判实践所证实——我国法院无罪判决占公诉案件的比例和（一些基层法院通行做法）无罪判决必须经过审判委员会研究就是很好的说明。三、当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出庭，必将弱化自己作为控诉方所承担的支持公诉职能，我们如何能保证检察官的意识不会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当检察官的意识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并要求按他的意识给被告人公正的裁判，对已被告人而言已无公正可言，也正因如此我们一些法官热衷于法庭上调查犯罪、证明犯罪，甚至到法庭外去查证案件。这就使得控辩式诉讼两点最基本的要求：控辩双方均衡对抗、法官均衡裁判变得毫无意义。综上三点理由，我们必须重新明确检察官的地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审判关系中监督权仅仅与公民的监督权对等（如抗诉与之对应的上诉），仅是审判关系的一方主体，行使公诉权，即实现监督权与公诉权（公诉权中保留抗诉权）相分离。这一点也并未与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相悖。
三、改革诉讼代理制度，提高律师调查取证权。
（一）、我国的现阶段诉讼代理制度可用一个字来形容，“乱”，怎么乱都可以说。这其中原因在于我国三大诉讼法，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没有排斥非律师进入诉讼，造成大量所谓法律工作者成为专业诉讼代理人。这些“专业诉讼代理人”不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不需要纳税，不受任何组织、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向公众提供法律和非法律方面的服务，一旦败诉，他便可以找出如司法腐败、法官素质过低等理由来解释。这些人不仅不会促进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官权威的树立。很难想象在这种诉讼代理制度体系下，我们的诉讼制度能够得到完善。我国应参照国外的立法，只允许律师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没有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一律不得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入庭审。有些人认为我国尚不具备仅由律师从事诉讼代理的条件，但这不应成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从事诉讼代理的理由。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可以从各方各面上促进诉讼制度改革，即是改革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点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它决定了在庭审中是否真正的实现了控辩式诉讼。但在我国律师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十分尴尬，主要表现在刑诉中，我国刑诉中仅仅规定了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收集的仅是材料而不证据，并未明确律师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这所以这样规定，大概是立法者认为一但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等于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当然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是违宪的，但调查取证权不等于侦查权。如果将侦查要等同于调查取证权，那法院就可以永远不必受理自诉案件了，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法院起诉的只有材料而没有证据。不仅是自诉案伯需要确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我认为这里的调查取证权应包含有律师有权知道案件所有在庭审中应当出示的证据材料。换句话说，在我国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discovery of prosecution’s evidence）。而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可以保证控辩双方的平衡，可以保证庭审中举证与辩护活动顺利进行，可以有效的提高司法效率。
主要参考书目：
１、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修正）实务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二版。
２、 王发荣、钱应学、朱应有、刘莉、王生今、刘开玉、张继红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８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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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立法工作规定
文化部
文化部立法工作规定
文化部令第37号
2006年2月23日文化部部务会审议通过，2006年3月6日发布，自2006年4月10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文化部立法工作，保证文化立法质量，提高立法效率，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结合文化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立法工作是指：
（一）编制中长期文化立法规划（以下简称立法规划）和年度文化立法计划（以下简称年度立法计划）；
（二）根据全国人大、国务院委托或者授权，起草、上报文化法律、行政法规草案；
（三）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授权和文化部职责，制定部门规章；
（四）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五）修订、废止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六）解释部门规章；
（七）其它文化立法工作。
第三条 立法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科学规范文化行政部门的权力与责任；
（四）立足实际，广泛调研，充分协商；
（五）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第四条 立法工作由政策法规司归口管理，各司（局）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
第五条 政策法规司在立法工作中承担下列职责：
（一）编制、组织和监督实施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二）组织、协调立法调研；
（三）组织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四）审核各司（局）起草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
（五）组织协调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
（六）负责规章备案工作；
（七）组织清理、汇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八）其它文化立法工作。
第六条 属于《立法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的事项，应当制定为法律、行政法规。
在文化部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下列事项，应当制定部门规章：
（一）依法设定行政处罚的；
（二）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三）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需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的；
（四）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有较大影响的。
涉及国务院其他行政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制定行政法规条件尚不成熟的，应当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第二章 立项
第七条 根据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编制文化部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第八条 部机关各司（局）认为需要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应当于每年12月10日前将立项申请报送政策法规司。
第九条 报送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立项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名称、起草单位及项目负责人；
（二） 立法必要性，包括立法依据及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 拟确立的主要制度，如需设定行政许可的，应当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
（四） 进展情况和进度安排；
（五） 其他有关材料。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不予立项。
第十条 政策法规司对各司（局）报送的立项申请进行审查后，拟订年度立法计划，报部领导批准后公布。
第十一条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项目，根据进展情况分为两类：
（一）完成项目，是指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需要在计划年度内通过部务会议审议的项目；
（二）调研项目，是指在计划年度内开展调研、论证，着手起草，待时机成熟时提交部务会议审议的项目。
第十二条 部机关司（局）认为需要对年度立法计划进行调整的，应当向政策法规司提出调整建议。政策法规司经审查认为确需调整的，报部领导批准。
第十三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对年度立法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及时向部务会议通报。
第十四条 根据全国人大、国务院统一部署和要求，编制和执行立法规划，参照本章的规定进行。
第十五条 文物方面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由国家文物局编制，报文化部备案。
第三章 起草
第十六条 列入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提出立项申请的司（局）负责起草。起草单位应当成立成员相对固定的起草工作小组并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十七条 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起草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内容涉及部内其他司（局）业务的，起草单位应当与有关司（局）协商一致，经协商难以达成一致的，报部领导决定。
起草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内容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责或者与其他部门关系密切的，起草单位应当主动征求意见，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经过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起草单位应当在上报送审稿时说明情况和理由。
第十八条 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应当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衔接和协调。
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部门规章原则上不作重复规定。
第十九条 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应当逻辑严密，结构合理，条文内容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洁，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为章、节、条、款、项、目。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除内容复杂的外，部门规章一般不分章、节。
第二十一条 部门规章的名称可以称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但不得称条例或者通知、通告、公告。对某一方面的行政管理关系作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称“规定”；对某一项行政管理关系作比较具体的规定，称“办法”；对实施行政法规作具体的规定，可以称“实施细则”。
工作规则、规程、标准、工作说明及图表、实施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规章的附件或者单独发布，其效力由部门规章规定。
第二十二条 起草单位向政策法规司报送的送审稿，应当由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
第二十三条 起草单位将送审稿报送政策法规司审核时，应当一并报送送审稿的说明和有关材料。
送审稿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立法宗旨和依据；
（二） 调整范围；
（三） 基本原则；
（四） 基本制度和具体措施；
（五） 法律责任或者奖惩规定；
（六） 施行日期；
（七） 其他有关内容。
说明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立法必要性；
（二）起草的基本经过；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确立的主要制度和措施；
（五）有关方面的意见及听取意见的情况；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有关材料主要包括汇总的意见、听证会笔录、调研报告、国内外有关立法资料等。
第四章 审核
第二十四条 送审稿由政策法规司负责统一审核。
政策法规司应当重点从以下方面对送审稿进行审核：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否需立法解决；
（二）确立的主要制度是否能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否可行；
（三）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是否抵触；
（四）调研论证是否充分，对各方面意见的处理是否正确、合理；
（五）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第二十五条 政策法规司在审核送审稿的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再次征求意见。具体形式包括：
（一）将送审稿或者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二）就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听取基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三）送审稿涉及重大问题的，召开由有关单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取意见，研究论证；
（四）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起草单位在起草过程中未向社会公布，也未举行听证会的，经部领导批准向社会公布或者举行听证会。
第二十六条 有关机构或者部门对送审稿涉及的主要措施、管理体制、权限分工等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政策法规司应当进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将主要问题、有关机构或者部门的意见和政策法规司的意见上报。
第二十七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认真研究各方面意见，与起草单位协商后，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草案和对草案的说明。
草案和说明由政策法规司主要负责人签署，提出提请部务会议审议的建议。
第二十八条 文物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由国家文物局法制机构全面履行审核职责，经国家文物局主要负责人签署后直接报部务会议审议。
第五章 决定与公布
第二十九条 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决定。
第三十条 部务会议审议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时，由政策法规司作说明，也可以由起草单位作说明。
文物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由国家文物局作说明。
第三十一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会同起草单位根据部务会议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形成草案修改稿，报部长签署。
文物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根据部务会议审议情况需要修改的，由国家文物局修改后报部长签署。
第三十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草案依照《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程序上报国务院。
第三十三条 部门规章以部长令形式公布，部长令应当载明部门规章的制定机关、序号、名称、通过日期、施行日期、部长署名以及公布日期。
第三十四条 部门规章经签署公布后，文化部网站、《中国文化报》应当及时刊登。
第三十五条 部门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但是，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事项以及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六章 备案和解释
第三十六条 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起草单位应当自规章公布之日起五日内将印制完成的规章和说明文本装订成册，一式十五份，送政策法规司。政策法规司应当拟出备案报告，按照《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统一向国务院备案。
第三十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条文需要进一步明确含义、界限的，或者需要作补充规定的，由政策法规司会同有关司(局)提出意见，由部领导签发后，按规定程序报请制定机关作出解释。
第三十八条 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文化部负责解释：
（一）规章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规章依据的。
规章解释由政策法规司参照草案送审稿审核程序提出意见，报请部务会议决定后公布。
文物方面部门规章的解释，由国家文物局报请部务会议决定后公布。
规章的解释与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章 修改和废止
第三十九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根据需要，及时组织各司（局）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第四十条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修改：
(一)与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不一致的；
(二)基于政策或客观实际的需要，有必要增减内容的；
(三)同一事项在两个以上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中规定不一致的；
(四)其他需要修改的情形。
第四十一条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止：
(一)规定的施行期限届满的；
(二)规定的事项已经执行完毕，或者因情势变迁，无继续施行必要的；
(三)对同一事项已作出新规定的；
(四)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废止或者修订，失去立法依据的。
第四十二条 经清理需要修改、废止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由有关司（局）提出意见，经政策法规司审核后，报部务会议审议决定后公布。
经清理需要修改、废止的文物方面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由国家文物局提出意见，报部务会议审议决定后公布。
第四十三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依照《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的规定，每年将上一年颁布的文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重要的规范性文件汇编成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文化部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制定规章的立法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时，应当在会签政策法规司后，报请部领导签署。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6年4月10日起施行。1989年1月27日文化部发布的《文化部行政规章制定程序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