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


公安部关于农用运输车道路交通管理的规定
1993年5月17日，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近年来，农用运输车发展很快，为缓解城乡道路运输紧张状况，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农用运输车也存在着产品质量低、安全性能差的问题。为了加强农用运输车的管理，我部交通管理局于1987年下发了《关于加强农用运输车道路交通管理问题的通知》（〔87〕公交第446号），针对当时情况，规定了四轮农用运输车的管理办法。几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农用运输车的管理办法。为此，本着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原则，对农用运输车的道路交通管理作如下规定：
一、农用运输车（包括四轮和三轮，下同）的检验、核发牌证和驾驶员培训、考核、发证等管理工作，一律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机动车统一进行管理。
二、对农用运输车统一实施产品目录管理制度。各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列入目录的生产企业及其农用运输车产品，查验车辆合法来历凭证和产品合格证，并检验车辆合格后，办理核发牌证手续。
三、农用运输车安全技术检验的依据是《农用运输车安全基准》（公安部第12号令发布），凡不符合安全基准的农用运输车，一律不予核发牌证，不准上道路行驶。
四、农用运输车可先行启用“92”式农用运输车牌证。新申领牌证的，可核发农用运输车牌证；尚未制作农用运输车牌证的，仍可继续核发拖拉机牌证，并逐步将拖拉机牌证更换为农用运输车牌证。
五、四轮农用运输车驾驶员的培训、考核及准驾规定，按照大型方向盘式拖拉机的有关规定执行；三轮农用运输车驾驶员的培训、考核（手把式三轮农用运输车场内驾驶，可参照摩托车场内驾驶图考核）及准驾规定，按照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的有关规定执行。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代号按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证件标准的规定签注，即四轮农用运输车为“Ｇ”，三轮农用运输车为“Ｌ”。
六、农用运输车不准拖带挂车，不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在其他道路上行驶，其行驶路线和时间，由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自行规定。
七、基于有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交通不便，以及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可否允许农用运输车乘人，由各地自行掌握，凡允许乘人的地区，要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并严格管理。
八、以前有关规定和各地自行制定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见义勇为引发的补偿纠纷案件法律问题

贾龙宝


【摘要】：惩恶扬善、见义勇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虽然对由见义勇为引发的补偿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没有专门立法，但全国绝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已对其认定和损害补偿作出了规定。因此，见义勇为，并非无法可依，因见义勇为而遭受的损害，也并非无法得到补偿。 本文试对见义勇为补偿纠纷的补偿特殊性、补偿原则、补偿的法律操作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见义勇为补偿的特殊性 补偿原则 补偿的法律操作
引言
惩恶扬善、见义勇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一种英雄壮举，一直倍受人们普遍赞赏。但近年来，见义勇为却成为一个极为沉重的社会话题。人们在称道英雄舍己为人、勇斗歹徒、奋不顾身的保卫他人生命和财产的同时，更对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感到无奈和迷惘。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侵害人（有时没有侵害人）就事后补偿事宜对簿公堂，如何及时而有效的维护好见义勇为者的切身利益，使社会正气得以张扬，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颇感棘手，本文试图从见义勇为的历史入手，追根溯源，对我国当代社会由见义勇为而引发的补偿纠纷处理 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以此能对有志见义勇为或已经见义勇为，但因见义勇为而陷入补偿纠纷的勇士们提供法律帮助。
一、 古代我国见义勇为行为保护和补偿的相关立法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在立法中主要围绕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展开。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⑴
从古代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见义勇为奖励和补偿主要通过王权统治的国家机器来鼓励和兑付，还没有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受益者或侵害人自行补偿的规定。但从历史的角度上考虑，古代的这些规定无疑对于当时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⑵
二、当代我国见义勇为行为保护和补偿的立法状况
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虽然对见义勇为引发的补偿纠纷案件没有专门立法，但全国绝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已对其认定和损害补偿作出了规定。⑶综合起来见义勇为者的补偿可以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公安机关、民政部门、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取得。同时还可以依法向受益人、侵害人进行诉讼赔偿。笔者也同意在由见义勇为引发的补偿纠纷案件中适用无因管理原则，以更好地维护见义勇为者本人及其亲属的切身利益。⑷
三、见义勇为行为补偿的特殊性及其补偿原则
（一）见义勇为行为补偿的特殊性
见义勇为是一种特殊的无因管理行为，其行为表现主要体现出其“勇”的特征，例如：甲的羊群中跑来乙走失的两头羊，甲代为饲养，这就是典型的无因管理，实施此种管理行为并不需要任何勇气。而如果是与甲没有任何关系的乙不幸失足跌入湖中呼喊救命时，甲挺身而出跳入湖中救人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特殊的无因管理行为。基于这种行为的特殊性，补偿也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如下：
1、补偿的平衡性
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决不能等同于一般商业交易式的举动。因此，它不同于普通的债务关系，也不同于合同履行不能的补偿。在见义勇为实施过程中，由于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行为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来不及全面考虑和仔细斟酌，如果要求见义勇为者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自担责任，显然也是不利于鼓励人们去实施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因此，给与见义勇为者必要的经济补偿是无可厚非的。但同时又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不是以单纯追求经济回报为目的，因而，补偿具有道德和经济价值的相对平衡性。
2、补偿的默许性和鼓励性
我国目前除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有直接规定外，效力层次较高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均没有直接规定，但仍可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进行补偿。同时各省市自治区都根据自己辖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民俗人情制定了各有特色的见义勇为的行政条例规定等，其中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表彰奖励的条款。由此可显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补偿的默许性和鼓励性。
3、补偿的公利性
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这种行为是见义勇为者有利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利益的正义行为，使社会善良风气弘扬成为主流的行为，因而是推动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对见义勇为者给予适当补偿是正义的需要，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弥补见义勇为者损害的需要。因而无论是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还是当代中国，这种行为都一直是深得政府和社会人士所提倡和鼓励，由其可显示其公利性所在。
鉴于以上特点，笔者认为在对见义勇为行为引发的补偿纠纷案件中，补偿应遵循以下原则：
（二）见义勇为行为补偿原则
1、 国家先行补偿原则
见义勇为是一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因此，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补偿也并非不妥。目前，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政策，奖励政策固然有必要，但仅有奖励而无补偿显然是很不够的。其主要缺陷在于奖励大多数都弥补不了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所受到的损失。且不说奖励的实施手续繁杂，奖金到见义勇为者手中时已不是当初那么急需。还需指出的是，有不少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害是可以找到责任承担者——侵害人赔偿或受益人补偿，依法也应当由侵害人承担或者受益人补偿，但这也不应当让见义勇为者自己去费力追偿，而应当是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进行补偿，再由国家代位行使见义勇为者的追偿权，去追究侵害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补偿的责任。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行补偿是保证见义勇为者能得到及时补偿的最为有效的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办法，笔者还没有听说为哪个地方所采纳。
2、鼓励见义勇为者的平衡利益原则
在见义勇为实施过程中，由于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行为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来不及全面考虑和仔细斟酌，难免出现诸如假想防卫，假想避险，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形，损害了他人不应损害的合法权益；或者由于力所不及；或采取措施不当使自己受到了较大损害。即行为人虽然以见义勇为的良好愿望出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见义勇为的效果，因而在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见义勇为者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自担责任，显然也是不利于鼓励人们去实施见义勇为的积极性。但同时又要认识到，对于无过错的受害者如果不对其进行补偿也是不符合情理、不符合法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见义勇为行为人对其所造成损害主观上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民事赔偿责任则由国家对受害人赔偿为原则，当然，见义勇为者愿意赔偿且又有赔偿能力的，也可以象征性地补充赔偿一些。在见义勇为行为人从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愿望出发，但最终没有被认定见义勇为却使自己受到较大损害时，国家给予适当补偿。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在认定见义勇为的实施者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时，一定不能过于苛刻，做事后的诸葛亮，一定要从当时的紧急情况出发，从见义勇为当事人的具体认识能力出发，多考虑其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宁宽勿严。
3、侵害人赔偿原则。
侵权必担责，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的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时，一定要对侵害人进行追偿，其意义不仅在于赔偿因侵权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制裁和教育侵害人和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以避免、减少侵害人的发生。当然，也应当鼓励侵害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赔偿，如果侵害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赔偿，在涉及对其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时要考虑予以从轻。
4、受益人补偿原则。
受益人因其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见义勇为行为而获益，理应对因此遭受损失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加以补偿，法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后，应追究受益人的补偿责任，这也有助于受益人负起责任来，认真而又高度注意地保护其合法权益。在设计受益人补偿规范时也应当鼓励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补偿，补偿后确实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难时，国家可再对其困难予以帮助。其目的就是要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得到补偿，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早感受到社会反馈给他的温暖和回报。
四、见义勇为补偿的法律操作
前面已提及，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引导社会正义潮流的行为，国家予以提倡和鼓励是值得肯定的。各个地方政府部门根据一方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民情都相应制定了自己的条例或规定，这无疑对见义勇为的良好道德风尚的弘扬光大具有鼓励和促进作用。但现实生活千差万别，见义勇为的行为实际保护的可得利益也因人而异。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侵害人（有时没有侵害人）就事后补偿事宜对簿公堂（注：此处还应包括政府负责见义勇为认定、表彰奖励事宜的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行为在内，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生此类的案例），各有主张。那如何用法律赔偿的原则正确去处理呢？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提起行政诉讼，提请人民法院判令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见义勇为的确认机关受理申请人提出要求确认见义勇为的申请后，作出了行为人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的，申请人既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⑸对于见义勇为基金会作为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时，其是否能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对其提起诉讼？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基金会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其根据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的直接授权而行使确认见义勇为这一行为时，取得了行政主体资格，申请人对其不予确认或者不予答复的行为不服时，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与侵害人协商赔偿或者与受益人协商要求其给予补偿
　　对于见义勇为者的损害，有明确的侵害人或者受益人的，见义勇为者或其近亲属应通过见义勇为的确认机关、人民政府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与侵害人或者受益人协商，要求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补偿责任，协商不成的，再选择其他方式进行补偿。
（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侵害人要求赔偿
　 行为人因见义勇为而遭受轻伤以上人身损害，并且有侵害人的，可向侵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向侵害人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合理费用。行为人因伤致残的，除上述费用外，还可主张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和后续治疗费。行为人死亡的，其近亲属除可以向侵害人主张行为人死亡前因住院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外，还可主张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四）提起民事诉讼，向侵害人或者受益人要求赔偿或者给予补偿
在下列几种情况下，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可以对侵害人或者受益人提起民事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１、申请人因见义勇为而致损害有侵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可在１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侵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２、行为人因见义勇为而致损害，不能确定侵害人或者侵害人没有赔偿能力的，行为人及其近亲属可依上述法律依据向受益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在受益范围内给予适当的补偿。
提起民事诉讼，除可以向侵害人或者受益人主张上文提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所列各项费用外，还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赔偿形式是支付精神抚慰金。
诉讼是保障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繁琐的一种方法。见义勇为者只有在通过一般的补偿途径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启动诉讼程序。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