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 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 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9]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俞荣根“序”。
[1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太原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会
太原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2010年10月21日太原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1年1月14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设立与运行
第三章 规范与管理
第四章 指导与服务
第五章 扶持与促进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引导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经营、扶持、服务、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逐步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
第五条 市、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的综合指导、扶持、服务工作。
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涉农街道办事处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相应的便利和服务，并依法协助调解和处理生产经营中的矛盾纠纷。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开展评级创优活动，对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在支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设立与运行
第八条 依法从事下列活动的，可以申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种植业、养殖业；
（二）农产品销售、加工、贮藏、运输；
（三）农业生态休闲观光和民俗旅游；
（四）农民家庭手工业；
（五）农业机械作业服务；
（六）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及服务；
（七）农村资金互助；
（八）其他。
第九条 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条件，经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未经登记，不得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条 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依法制定章程。章程应当载明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
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当由全体社员参加的设立大会一致通过，并经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后生效。
第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入社不设最低出资额限制。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不需要提供验资证明。
农民在土地承包期内未改变土地用途的，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作价出资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设立相应的土地流转合作社。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出资年限不得超过土地承包期剩余年限。
第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主体为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有五名以上成员，其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资格条件不受地域限制。农民可以跨区域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加入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鼓励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依法参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十三条 两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根据自愿、平等的原则组成联合社，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依法登记，并享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优惠政策。
第三章 规范与管理
第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是本社的权力机构。成员大会每年召开不少于两次。成员大会出席人数应当达到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理事会、监事会的，应当按照章程规定召开理事会、监事会会议。
第十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成员大会的决议，可以对成员提供的技术、信息、购销、商标使用许可等服务支付报酬。
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成员大会的决议向成员借款的，双方应当订立书面借款合同。
前两款发生的费用可以在合作社经营成本中列支。
第十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依法建立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应当明确规定成员大会、理事长、理事、经理的财务权限和职责，并经成员大会审议通过。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财会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岗位的职责权限。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设置专职会计人员，也可以委托会计服务机构代理记账。
第十七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将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给成员，返还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六十。
可分配盈余按照前款规定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政府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成员。
年度盈余的具体分配办法，按照章程规定或者经成员大会决议确定。
第十八条 财政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所形成的财产，应当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并按成员人数平均量化到每个成员账户，参与分配，不得转让。
在合作社解散、破产清算时，不得将上述财产分配给成员。但是，他人捐赠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退社的，应当在会计年度核算时，将该成员账户内记载的由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的资产量化到该成员的份额，重新平均量化到本社现有成员账户。
第十九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按照章程规定转让其账户内出资额和公积金量化份额，应当优先转让给本社其他成员。
第二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实行社务公开。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当年可分配盈余情况、调整后的成员权益变动等每年定期公布，接受本社成员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的要求，报送相关情况资料。
第四章 指导与服务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的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农业主管部门召集，并负责日常工作。
联席会议负责研究、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具体扶持政策，综合协调相关事宜，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统筹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问题。
第二十三条 本市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名录管理制度。
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具有一定规模、示范带动作用强、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列入名录，优先予以扶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录进行动态管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录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四条 市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工作：
（一）制定指导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具体政策；
（二）提供有关政策咨询，收集发布相关信息；
（三）引导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业标准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申报、品牌培育、产品营销、开拓市场等工作；
（四）其他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工作。
第二十五条 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涉农街道办事处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下列服务：
（一）指导拟定合作社章程及相关管理制度；
（二）指导合作社加强会计核算和内部审计；
（三）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信息档案；
（四）维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五）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示范和推广交流活动；
（六）其他有关工作。
第二十六条 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市农业主管部门报送本辖区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运行情况、统计数据等相关材料。
第五章 扶持与促进
第二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的扶持资金应当用于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交流、成员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等服务，并对扶持资金的使用情况加强监督。
对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进行贴息支持。
第二十八条 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在农业项目资金上优先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部门应当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发、申请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原产地地理标志和注册名优农产品商标。
科技部门应当在当年科学技术费用中安排资金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重点用于农业科技成果试验、引进、示范、推广。
国土部门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扩大生产规模优先办理用地手续。
税务部门应当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优化服务，简化手续，及时办结各项税收减免事宜。
金融机构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服务。
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和商业性保险机构应当开发适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特点的保险产品，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提供各类农业保险服务，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抵抗风险的能力。
第二十九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下列活动，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优惠：
(一)种植业、养殖业，其产前、产中、产后等各个环节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
(二)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优先发放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通行证，减免车辆通行费，跨区作业的农业机械免收道路通行费；
(三)申请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的，开辟绿色通道，减免相关费用；
(四)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健康证等相关证件及卫生场所检测，减免相关费用；
(五)自产粮食销售、储存、运输、加工等经营活动，不需要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
(六)申请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年检，减免相关费用；
(七)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等级评估，减免相关费用。
第三十条 财政出资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
鼓励各类信用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
第三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工程和项目以及各项支农资金，优先安排给具备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争取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技术转让、技术改造等重大项目时，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将具备申报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同等对待。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作为农业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独立申报、承担各级人民政府支持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农业标准化、农业产业化、测土配方施肥、科技入户、畜牧养殖、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新农村建设、水利、林业、农机等各类财政专项和基本建设项目。
第三十二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自建、共建和其他方式建设的农产品超市和批发市场给予资金和政策扶持。
鼓励连锁超市在市场信息、加工包装技术、运储以及摊位设置等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服务和优惠。连锁超市应当按照合同或者约定结算农民专业合作社货款。
第三十三条 鼓励各类科研和农技推广人员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任职、兼职、担任技术顾问，依法取得相应报酬。以资金或者技术入股的允许按章程规定分红。
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就业。
第三十四条 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农产品交易会、博览会，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补贴。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民建立、加入或者退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得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主经营权和内部事务；不得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不得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财产；不得违法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集资、收费、摊派。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占、挪用、截留、私分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财产的；
(二)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的；
(三)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事务的；
(四)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非法集资、收费、摊派的；
(五)其他侵害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权益的。
第三十七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及其他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弄虚作假，套取财政直接补助资金的；
(二)侵占、挪用、私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产的；
(三)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