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财政部等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编办，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教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编办：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转发两年以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各项措施，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是，由于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特殊性，在《指导意见》贯彻落实过程中仍然存在教师资源短缺、学生学习动力缺乏、教育监管机制不足以及运动员保障不平衡等问题，需要加大推动力度。为深入贯彻落实《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 各级教育和体育部门要以推进各级体育运动学校

　　运动员文化教育为重点，切实抓好基础教育阶段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工作。教育部门要将公办体育运动学校（含体育院校所属竞技体校）的文化教育纳入管理范围，抓好公办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工作。

二、要建立以体育行政部门为主，体育、教育行政部门各负其责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公办体育运动学校的日常管理，运动员训练、参赛，教练员配备和培训等由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公办体育运动学校文化教育包括教学管理、教师配备、教师培训等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公办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的学习、训练、比赛时间要严格按照《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三、 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保证公办体育运动学校

　　各项教育政策的落实和教育经费的投入，推动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与当地优质中小学共建、联办（具体模式可采取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与优质中小学互挂牌子、体校教练和学校教师互派等方式）；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选派体校副校长，主管文化教育工作；机构编制部门会同体育、教育、财政等部门根据公办体育运动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需求等情况，核定教职工编制，合理配备文化课教师，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按照核定的编制为公办体育运动学校选派文化课教师；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对公办体育运动学校原有文化课教师的资质进行考评，合格者由教育部门统一管理，不合格者由教育、体育部门安排培训或由体育部门安排转岗。

四、各级体育、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非公办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政策扶持和引导，为非公办体育运动学校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五、积极推进运动员基础教育课程建设工作，加快工作进度。由教育部和体育总局联合成立运动员基础教育课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委托合适的专业机构具体承担研制工作，组织研制运动员基础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质量评价体系和教材。

六、体育、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全国性青少年比赛，要进行赛前运动员文化课测试。运动员基础教育课程测试不达标的，不允许参加比赛。在前期运动员基础教育课程测试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用5年时间实现所有全国性青少年比赛运动员基础教育课程测试全覆盖。同时，要抓紧研究制订对文化课测试成绩优异运动员的激励机制。体育、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全国性青少年比赛尽量安排在假期或周末进行，并就近参赛。

七、加快建立运动员进入省、自治区、直辖市优秀运动队和国家队文化测试制度，运动员文化测试成绩作为入选省、自治区、直辖市优秀运动队和国家队的入队条件之一，2012年年底选择1-2支国家队和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试点，并逐年扩大试点范围。

八、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和改革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独招生工作，积极为公办体育运动学校的毕业生通过普通高校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独招生政策进入高校学习创造条件。招生院校单招向公办体育运动学校毕业生倾斜，加快增加公办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的录取比例。

九、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鼓励高校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优秀运动队建立“教体联办”关系，高等院校要重视运动员的课程学习，体育部门要保证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时间，为运动员在役和退役完成学历教育创造条件，不断提高运动员学历教育质量，为运动员的再就业打好文化和职业技术基础。

十、要高度重视国家队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在抓好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基础上，尽快启动运动员网络远程教育系统，保证国家队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时间，不断提高国家队运动员的综合素质。

十一、各级体育、教育行政部门要为退役后有意愿从事体育教师工作的退役运动员获取教师资格创造条件，做好退役运动员获得体育教师资格培训、资格考试和资格认定工作。针对体育教师岗位特点，结合运动员具备的体育专业技能，开展相应的教育培训，切实提高运动员担任体育教师的素质与能力。鼓励地方依法对退役运动员获取教师资格和从事各类体育教学活动的方式和途径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

十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体育行政部门

　　要认真落实运动员保障的相关政策。尚未将运动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的地区，要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当地运动员于2012年底前参加工伤保险。

十三、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要建立运动员文化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参加，针对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指导、督促、检查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各项工作。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

十四、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要共同制定下发《运动员文化教育督导检查办法》，办法中要明确职责任务、检查标准、处罚规定等内容。各级教育、体育等部门要组成联合督导检查小组，指导、检查、督促贯彻落实工作。

十五、各级体育、教育行政部门要综合分析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的优势，借鉴国外好经验、好做法，深入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体育强国要求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要以运动员全面发展为前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体教结合，整合资源，统筹规划，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实践，努力构建符合体育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充满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十六、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充分认识到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性、紧迫性，充分认识到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大力弘扬以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为核心的中华体育精神。各有关部门要分工负责、协同配合，加快建立健全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的政策体系与长效机制，确保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各项政策落实取得实效。





　　　　国家体育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关键词: 公平责任 分配正义 衡量要素 适用例
内容提要: 德国法系之所以借鉴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而创立公平责任制度，是为了在以过错责任为一般的前提下，让欠缺归责能力者例外地也承担责任。对其公平责任制度的形成史、学理基础与衡量要素的探讨，有助于澄清我国存在的一些对于公平责任基本问题的含混认识，以明确弥补损失的性质，在宽泛式公平责任与有限度的公平责任之间进行妥适的选择，并确定真正属于公平责任的情形。


公平责任中西均有，[1]且二者不无渊源。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开风气之先，为世界上首部规定公平责任的法典，奥地利、瑞士、德国依次踵继之。受德国法系的沾溉，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确立了公平责任。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其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承袭了《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第752条的衣钵）的影响有关，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亦设立了公平责任制度，《侵权责任法》对之未作大的更动。然而在公平责任的理解、适用例的确定等方面，我国均不乏有待澄清之点。在此背景下，为有裨我国公平责任制度的完善，考察该制度“原产地”的相应状况颇具实益。

一、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到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一）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

1．三位权威学者的见解

凡法律制度若非率性而为，莫不以某种法律思想为其先导。公平责任制度的先导即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2]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托马修斯等人均探讨了侵权法问题。格老秀斯（1583-1645）首次对侵权责任作了一般条款式的阐述。其指出，错行是指与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其特殊品质要求其去做的相悖的任何过错行为，无论作为还是不作为。如果此种过错行为造成了损害，根据自然法就产生了义务，即赔偿所造成的损害。[3]在强调过错乃责任前提的同时，格老秀斯也认为有时即使加害人无过错亦应赔偿。此类情形如：所有权人应赔偿其具有危险性的物品造成的损害；[4]对于在紧急状况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如失火时在没有其他保存自己房屋的手段的情况下拆毁邻居的房屋；砍断缠住船只而别无他法解开的他人船舶的铁索或渔民的渔网，行为人也应赔偿。[5]

普芬道夫（1632-1694）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对于重要情事缺乏认知，其出于非基于疏忽的错误而行为，是偶然事件在起作用，其从事了非自由意志性质的行动，事件的进程处于其支配之外，其处于强制、胁迫或者有约束力的命令之下，则不能将行动及其后果归算于行为人。因此，应判令儿童与愚人的责任不成立。归责并不简单地因因果发展而成立，毋宁说，其为评价性的判断，即如果特定的后果是由某人的理解力与自由意志引起的，其人即应对该后果负责。[6]另外，普芬道夫承认在例外情况下无过错的行为人应承担责任。此方面的见解如：紧急避险人赔偿给他人的财产造成的损害是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equity）的要求；对于奴隶造成的损害，无过错的主人或者赔偿或者将奴隶交给受害人与自然公平（natural equity）相协调；动物致害时，主人即使无过错也要赔偿或者交出动物。[7]如果由于其无过错的不幸事件，富人侵害了穷人，对后者为一定的善行符合慷慨的要求。[8]

托马修斯（1655-1728）早期的见解与普芬道夫相近。[9]但在《褪下损害赔偿之诉的阿奎利亚法面具》（1703年，通常简称为《阿奎利亚法面具》）一文中，他放弃了过错原则，转而主张侵权责任的成立不以过错为前提。其认为，“正确的理性不仅主张，如同出于蓄意的意图做同样的事情，在有过失时我也应赔偿我造成的，损害，还要求如果损害是我造成的，但显然不是通过我的过错而是由纯粹的事件造成的，亦应加以赔偿。”[10]至于何以赔偿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托马修斯以公平为最根本的原因。[11]另外也自惩罚与赔偿的差异、主观权利的保护、受害人未行使防卫权而是主张赔偿等角度进行了论证。[12]值得注意的是托马修斯对于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承担责任进行的阐释。其指出，精神病人与儿童之所以应承担责任首先是因为患有精神病或未达至成年是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自己的特性，因此，由精神病或未成年引发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而不能将不利转嫁给受害人，此为自然公平（aequitate naturali ）的体现。其次，面临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将要进行以及正在进行的侵害可以进行预防与防卫，因为前者并无侵害之权。同理，侵害发生后，可以要求由他们的财产中予以赔偿。再者，令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只涉及了其财产而未涉及其人身。[13]

2．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异同

概括以观，格老秀斯、普芬道夫（以及早期的托马修斯）一方面主张损害赔偿的成立应以过错为前提，另一方面也承认在例外的情况下无过错亦应承担责任。为了证成后者，普芬道夫倚重的是自然公平。[14]就提及的例外情形来说，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主人对奴隶或动物致害的损害投偿责任与后来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并无关系：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实为牺牲责任（见本文第四部分相关论述）；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无过错的主人对动物所致损害的责任亦系危险责任（对奴隶致害的责任则早已丧失了存在的余地）。[15]惟普芬道夫所说的无过错的富人应对穷人进行一定的赔偿可谓宽泛式公平责任的通俗表述方式。后期的托马修斯以公平为依据放弃了过错原则，其说在总体上与现今的公平责任已无关系。不过，他以自然公平为主要理由对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责任的论证对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确立颇具启发意义。侵害时未为防卫而嗣后可以主张赔偿这一理由后来也被一些论者用于证成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可见，虽然三位学者的见解与后来的公平责任有着程度不一的差异，但公平责任的诸要点在其各自的学说中均已涉及：以过错责任为一般而以公平责任为例外；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致害时可成立责任，自然公平为其主要根据；当事人的贫富差异对于责任的成立有意义。

（二）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普鲁士普通邦法》第1编第6章之41-44条（ALR I 6 § § 41-44）为公平责任的肇始性规定。依其规定，若遭受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七周岁以下的儿童的伤害，仅在不能就其监督人（Aufseher）、父母的财产获得赔偿之时，受害人可要求以加害人的财产赔偿其直接损失。[16]而此类人员所负的责任以不剥夺其必要的生活费用，并且在加害人为儿童之时尚以不剥夺用于获得与其身份相当的教育的金钱为限。[1 ]这些规定背离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以“自然公平”（natiirliche Billigkeit）为根据。立法理由书并指出，无归责能力者[18]“是其行为的发动者，因此，其行为引起的损害由其财产进行赔偿是公平的”。[19]比如，就未成年人引起的损害来说，即使作为加害人的儿童的财产可以轻易地提供赔偿，也令无过错的受害人无法获得任何赔偿，显然严苛得与道德感相抵触，而借助第41 - 44条的规定，此种严苛性即以对于各方当事人来说均为适当的方式被消除了。[20]就精神错乱者、痴呆者所为的侵害而言，其理亦然。循《普鲁士普通邦法》开辟的道路，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结合第1308条）规定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及儿童的公平责任，1881年《瑞士债法典》第58条亦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前者较为周详，于 1310条提及了加害人是否有（自然意义上的）过错、受害人是否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措施、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财产状况三项用于衡量责任是否成立的要素。后者则颇惜墨，只有简单的一句：“出于公平的考虑，法官可例外地判令造成损害的无归责能力者部分或全部地予以赔偿。”[21]

德国法的公平责任制度出现得较晚但影响更大，其创制过程亦一波三折。预备委员会（1873年成立）时期，von Ktibel起草的分编草案债法部分第15号第8条（TE-OR Nr. 15 § 8）规定了儿童及处于欠缺意志决定自由状态中的其他人的公平责任。第一委员会将其删除，理由是此种规定不正当地背离了一般法律原则（指过错原则），且与共同法的做法不相契合。另外，该规定让法官留意迫切的公平考虑，但是并未提供确定的裁判规范相助。[22]公平责任的废弃激起了强烈反弹，第二委员会（1890年成立）遂决定重新引人之，并将其适用范围拓展至一切无过错致害的情形，而不再以无归责能力者致害为限。具体来说，二草第752条第2款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第1款则规定：“由于故意或过失不成立而在第746条至第748条[23]规定的情形中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任者，在根据案件的情事尤其是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维持其适当的生计以及履行其法定扶养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然应当赔偿。”在表决过程中，曾有若干委员对此种宽泛式公平责任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如：此举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返回较早发展阶段的原始观念；如此一来，以公平为由，人们即会处于这样的领域，“在此领域内，不再是确定的法律概念，而是多少有些变幻不定的道德原则与礼仪原则起决定作用”。[24]反对者在表决时落败，但受其影响，1895年，联邦参议院将二草752条第1款删除，而将第2款改作三草的第813条。[25]次年，三草被提交帝国议会审议，第813条得以通过，是为《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该条规定：“以不能从负有监督义务的第三人那里获得损害赔偿为限，在第823条至第826条所称情形之一里依照第827条、第828条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的人，在根据情事特别是根据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其为维持适当的生计以及为履行法定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必须赔偿损害。”至此，立法者回到了von Kubel草案的立场，往远处说，则是回到了普通邦法的立场。

二、学理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者以及《普鲁士普通邦法》等法典的立法理由对于被当作责任根据的自然公平并未作深入挖掘，而是点到即止。在此背景下，关于欠缺归责能力者[26]承担责任的学理基础为何，德国法系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一）公平责任学理基础的诸说[27]

1．引起说

《德国民法典》颁布前后，有些学者提出了引起（Verursachung）说为公平责任作学理上的阐释。比如，Gierke认为，德意志古法中12岁以下未成年人与愚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弱化的形式被晚近的民法典采用。就《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规定的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来说，其法律根据仅在于违法行为引起了损害。在此，责任的承担与过错无关，因为在概念的层面上无归责能力者的过错已经被排除了，并且不能认同让责任取决于与有归责能力者的过错相类似的意思欠缺的成立。[28]

2．经济承受力说

公平责任制度确立以来，一直有人专注于自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经济力量的角度为其提供说明。奥地利学者Unger为此方向上的早期代表。Unger认为，公平责任的真正内在正当化基础并非主观的、伦理性的因素，而在于客观的、社会性的因素。损害负担的分配理由是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双方均无过错的损害由根据财产状况较容易承受的一方承担。因此，赔偿取决于经济承受力。富裕与贫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律范畴。不过，此与现代的人道主义发展相适应，人道主义观念认为国家的任务包括尽力帮助经济上的弱者，并且在私法领域内，如果看来可以忍受并且适当的话，也实现财富使人负责（richesse oblige）的原则。[29]

3．具体的公平说

有些论者固守公平理念，认为公平责任的根据即在于公平。Hedemann最早提出了此种见解。他的论述是基于对Unger观点的反驳而进行的，认为经济承受力说或曰财产使人负责的思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不能涵盖所有依据公平责任处理的案件。其指出，某些案件的生命力也源自第三项原则即公平责任，[30]但与一方富裕而另一方贫穷并无关系。比如依《奥地利民法典》的规定，法官应当考虑“是否受害人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行为”。其他法典编纂则至少有意识地以当事人的“状况”，而不仅仅以“财产状况”为立足点。[31]既然经济承受力说以偏概全，公平责任的唯一特征只在于公平。虽然很有弹性，它却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同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式。为从单纯的任意中得出审慎的、指明方向的路线而需要的确定性在于个案诸情事的现实性，亦即在于作为特定情态（Groβe）的具体状况。因此，现代损害赔偿法的第三根支柱应当被描述为具体的正义原则。[32]在Hedemann之后，Schirmer、 Leh-nertz等人亦采具体的公平说，但均语焉不详。譬如，Lehnertz只是从无归责能力者没有侵害他人之权，相反，他人享有不受别人侵害之权的角度进行了论说。[33]

4．危险责任说

有人认为公平责任实为危险责任。此种见解的代表人物Larenz与Canaris并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患精神病或未成年并因此而无侵权能力或仅有限制侵权能力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别人构成了特殊危险。另外，突然丧失意识之人总是构成现实的客观、具体的瑕疵说[34]意义上的危险源。其次，在第829条的范围内涉及的是不幸损害分配，因此涉及的是危险责任的中心任务。[35]在突然丧失意识者给别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涉及的显然是不幸损害的分配。在适用第829条的其他场合，涉及的同样为不幸损害分配，因为违法但无过错的行为在侵权法的意义上亦被视作单纯的不幸。[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