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借人的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探讨
——张三诉李四民间借贷纠纷案
　　 钟 建 林

　　【问题提示】
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如何确定出借人的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
　　
　　【要点提示】
　　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或者是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各持一词。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亦即原告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则要面临因缺乏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这一请求权基础而不能主张被告归还借款的不利后果。

　　【案例索引】
　　一审：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初字第XXXX号（2011年1月20日）
二审：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二终字第XXXX号（2011年4月19日）

　　【案情】
　　原告张三（女）。
　　被告李四（男）。
　　原告张三诉称：2008年，我借款给李四买房。出于对李四的信任，我没有要求李四出具借条。后来李四归还了部分借款，但仍有26000元未还。在双方协商下，李四曾承诺于2010年春节归还，但后来还是没有履行承诺。之后我又多次催促还款，李四也一直承诺还款，但总是不见他履行。2010年7月2日，我因购房急需钱用，再次通过短信催促李四履行还款承诺，但李四仍然拖延至今未还。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李四立即归还借款26000元，并偿付从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
被告李四辩称：我与张三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为我没有借张三的钱。我自己虽然买了房子，但并没有因购房而向张三借钱。我和张三原本存在一段恋爱关系，感情也还不错。我们原来都是高中同学，在2003年高三时就已认识。双方从进大学起开始谈恋爱，直到2008年10月底11月初的样子，都是处在恋爱阶段。期间的2008年年中，我们在银行自动柜员机办理业务时，因故吵了一架，没想到发生了银行卡里的款项就在柜员机里被盗的事，大概损失了6万余元。银行卡是张三的户名。当时我们报了案，但直到现在都没有侦破。由于张三说银行卡里的钱实为单位公款，故必须想办法弥补。我作为男友，责无旁贷地付出了5万元。剩余一万余元就由张三自己解决了。就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之后的同年10月底，张三及其母亲就不知不觉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再也找不到他们。我和张三的感情本来是很好的。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我仍然不愿伤害我们的感情，也不愿因我俩个人之间的事而影响到双方的父母，毕竟双方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总之，我没有欠张三的借款不还。请求法院驳回张三的全部诉讼请求。
　　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张三与李四系认识多年的朋友关系。关于双方朋友关系的性质及历史，李四认为：双方原来都是高中同学，在2003年高三时就已认识，之后双方从上大学开始谈恋爱，这样直到2008年10月底；期间的2008年年中，有一次双方在银行自动柜员机办理业务时，因故发生吵架，同时就发生了银行卡里的款项在柜员机里被盗的事，损失6万余元；该损失经公安侦查至今未能追回；张三说银行卡里的钱实为单位公款，必须填补；李四作为男友，遂责无旁贷地付出5万元，剩余一万余元则由张三自己负担了；就这么一件不愉快事情之后的同年10月底，张三及其母亲竟然和李四不辞而别，至今未能见面；但双方自始至终没有因李四购房之需而发生借贷的事情。
法庭审理中，张三为证明其主张的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提交了一组双方的短信往来作为证据。短信内容：第一条，时间为2010年2月9日11：13，发件人李四XXXXXXXXXXX，内容：“张三新年好！因年底在家又添购一套住房，去年收益也不佳，手头确不宽欲，加上过年开销不小，请你转告你母亲，我就不联系了，等宽裕些会主动联系的，见谅。”；第二条，时间为2010年7月2日19:50，收件人李四XXXXXXXXXXX，内容：“李四，你好。我家现在有急事需要用钱。你承诺归还的二万六千元现在是否可以兑现？”；第三条，时间为2010年7月2日20:32，收件人李四XXXXXXXXXXX，内容：“你考虑一下，如明天再没有答复，我只能与你父母取得联系，看看他们的意思了。”；第四条，时间为2010年7月2日20:54，发件人李四XXXXXXXXXXX，内容：“抱歉，暂时恐怕不行。至于父母完全不关他们的事。他们比我们情绪急端些，到时弄得不愉快就不好了，再缓缓可以吧。”
针对张三举证的上述短信，李四质证认为，不否认上述短息的真实性，但上述短信不能证明李四曾经因为购房而向张三借了钱。上述短信只是相应时段内双方短信联系的一部分内容，而张三发给李四的短信内容充满了诱导，李四甚至有理由怀疑上述短信是否真的就是张三本人编辑和发送。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双方当事人身份户籍资料、手机通信缴费收据、手机通信客户业务详单、手机短信四条及当事人法庭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审判】
　　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张三主张李四因购房而向张三借款若干元，已归还部分借款，尚欠26000元未予归还，进而起诉要求李四归还借款本金26000元并偿付逾期还款利息。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张三负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举证责任，因为李四对张三主张的因购房而向张三借款的事实是根本否认的。
张三所举证据就是四条手机短信。两条是李四发给张三的，两条是张三发给李四的。从李四发给张三的手机短信内容中，看不出李四认可曾经因购房而欠张三借款26000元未还的事实。本案争议的借款本金数额26000元只是出现在张三发给李四的手机短信内容中。关于李四因购房向张三借款的事实，张三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本案中张三就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所进行的举证是不充分的。
另外，关于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以上规定表明，要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当事人就要举证证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具备以上法律规定所要求的内容。而本案中，张三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具备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内容的借贷关系。
综上所述，张三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李四关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成立。张三要求李四还款付息，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张三要求李四归还借款26000元并偿付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告张三不服提出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张三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欠款关系是错误的。经庭审质证核实，双方均认可的往来短足以证明李四尚欠张三26000元未还。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四向张三支付欠款26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
　　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上诉人张三主张李四因购房而向即借款，并已归还部分借款，尚欠26000元未予归还，上诉要求李四归还借款本金26000元并偿付逾期还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张三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张三提供了四条手机短信作为证据，但上述手机短信内容并不足以证明上述借贷关系存在，本案争议的借款本金数额26000元只是出现在张三发给李四的手机短信内容中，而关于李四因购房向张三借款的事实，张三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此，认定张三与李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张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由张三负担。

　　【评析】
　　本案为何一、二审法院都判决驳回张三要求李四还款付息的诉讼请求，理由就是张三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确实成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这就涉及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中，出借人的证明对象如何认确定，出借人在何种情况下才算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的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法学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又称民事诉讼的待证事实，其内涵是指诉讼参加人和法院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对案件的处理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一般而言，成为证明对象须必备三个条件：第一，该事实对正确处理案件有法律意义，可以是实体法上的意义，也可以是程序法上的意义；第二，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存在争议；第三，该事实不属于诉讼上免予证明的事实。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外延，一般包括当事人主张的有关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以及发生争议的事实，和当事人主张的程序法律事实，即能引起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或对解决诉讼程序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等等。
与证明对象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或法院的指定对自己诉讼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证明责任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由谁负责举证证明案件事实，亦即举证责任的承担，又称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说明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此即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的规定。另一方面是指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时应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亦即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这种责任是指在其主张不能得到证明时，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表现为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主张不能得到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并同时要因败诉而承担诉讼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此即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的联系在于，只有法律确定的证明对象在诉讼过程中得到证据证明时，当事人才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完成了证明责任，其相应的诉讼请求也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证明对象的确定，一般都是民事实体法律规定的。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借款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这两条法律规定，表明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要主张还款付息，就必须举证证明当事人之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亦即当事人之间成立了“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双方合意，并且具备“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借贷关系构成要素。如果出借人不能举证证明以上证明对象，即缺乏依据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还款付息的请求权基础，亦即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因而必须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本案中，张三主张要求李四还款付息，因而有义务证明其与李四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证明对象就是双方是否达成了借贷关系的合意以及合意的具体内容如何，即“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构成要素在合意中是如何体现的。张三为此提供了四条与李四的往来短信作为证据。但上述手机短信内容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存在，因为双方争议的借款本金数额26000元只是出现在张三发给李四的手机短信内容中。根据双方往来的短信内容，根本不能确定双方达成了借贷关系的合意，更谈不上具备“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借贷关系的构成要素。而关于李四因购房向张三借款的事实，张三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张三没有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其最终面临败诉的不利后果也就成为必然了。
总之，本案的一、二审判决，都较好地运用了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明对象、证明责任的规定，依法驳回张三要求李四归还借款并偿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姚丽事件的法律意义

陈朝晖*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凭着你的崭新盔甲，青春的盾牌，
心灵的锐利，理想的利剑，
勇敢地摘取真理的金牌，
千万不要注意旁人的嘲笑。
无论过去是成功还是失败，
今天依旧阳光灿烂，
继续保持你的信心，
去扫除无知和虚伪，
去寻觅甘洌的清泉。
　　　——Mrs. Charles E. Cowman
中文摘要：
生命权和财产权都是应当受到法律保障的权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生命权应当优先受到保护，在政治国家则应考虑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来做出取舍。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不是无谓的牺牲，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暂时的妥协也无违正义的初衷。“殊死搏斗”不必然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可能是封建流毒的外在表现。见犯罪而不格斗制止者，当为法律所否定，但不得以此作为剥夺其紧急避险之权利的理由。
关键词：生命权 财产权 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正义 妥协

Money is Precious Indeed, but Life is Invaluable
——The legal Prescription of the Case of Li-Yao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right of life and property are both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law. When the two are conflicting from each other, we should distinguish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in civil society, right of life should be protected first; in national politics, choice should be made by considering the value instead of the ownership. The justice pursued by law is not a meaningless sacrifice. When be forced and cannot help but make a concession temporarily, it can’t be regarded as disobeying justice. “Life-and-death struggle” might not be the action of revolutionary heroism, but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feudal harmful influence. Seeing one is committing a crime without grappling to stop it, should be denied by law naturally. But when the law performs its right role, the right of necessity should be respected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right of life; property; civil society; national politics; justice; concession

1999年7月9日中午12时许，中国建设银行三名女储蓄姚丽、孙海波和李蓬趁中午无业户时吃午饭，突然闯进两名男子，其中一人从提包内取出一把5-6磅铁锤猛砸防弹玻璃，并高喊"你们赶快开门，不准报警，谁报警就整死你们"，姚丽马上躲在柜台下按"110"报警器开关和用电话报警，但警讯均未送出。此时，歹徒仍疯狂地将防弹玻璃砸出一个直径40公分伞状碎痕，并逼迫储蓄员孙海波打开柜台门，并威胁喊道"我们只要钱不杀人，你不开门等我们进去就杀了你们"。孙海波说没有钥匙并看了姚丽一眼，姚丽点头示意后，也以假装找钥匙拖延时间，蹲在柜台下打电话报警，但电话仍无蜂音。此时，孙海波见被砸坏的伞状玻璃碎痕要掉下来，出于害怕，在歹徒恐吓下将柜台门打开，因姚丽正在打电话未预料到孙海波将柜台门打开。歹徒进入柜台后，其中一名持刀歹徒威逼姚丽把尾箱打开，并扬言不开箱就杀了你，致使姚丽打开尾箱，歹徒将姚丽尾箱中13568.46元现金和孙海波尾箱中30190.00元现金装入随身携带的提包内，又说钱怎么样么少？姚丽等三名储蓄员均谎称"今天早上有个储户取了大份，行里送款车还没到，不信你们看看票子"。以此故意拖延时间，谁也没有把保险柜钥匙交给歹徒，也没有把保险柜打开，从而保险柜内25万元现金未被歹徒抢走。两名歹徒又乱翻一阵后逃离现场。姚丽又用电话向"110"报了警。案后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中取来现金13568.46元交给了单位。经查，姚丽平时工作勤恳，流产假期未到提前上班。
另查，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保卫部1999年3月份配发给景园储蓄所的恐吓报警器直至案发时还未安装，案发时，"110"报警装置失灵。在景园储蓄所的所长外出集训后，未按"男女搭配"和另设一名兼职安全员的规定配齐人员，也没有书面文件指令姚丽为临时负责人，亦未按规定经常检查监控报警、通讯设备和恐吓报警器是否灵敏好用，导致犯罪分子抢劫得逞。
1999年7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行长杨日新向该行工会委员会作出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议案，提请审议。该行工会委员会以姚丽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严重损害为由，于1999年7月30日作出了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议案。中共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市分行委员会遂于1999年8月2日作出开除姚丽公职的决定，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决定。同日，该会又作出了开除姚丽党籍的处分决定。姚丽对该行开除其公职的处分决定不服，向大庆市萨尔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大庆市萨尔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1999年11月8日作出裁决，撤销了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对姚丽的处分决定，恢复姚丽公职，安排工作，补发工资。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不服，向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条、第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撤消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工作委员会《关于对姚丽开除公职处分的议案》的决议。恢复姚丽工作，补发姚丽1999年8月5日至2000年1月5日的工资，合计人民币4601.90元。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负担。建行仍不服上诉至大庆市中级法院。
大庆市中院经审理认为，景园储蓄所被犯罪分子抢劫，主要原因是该所未安装恐吓报警器和"110"报警装置失灵，遭受侵害时不能及时报警，使工作人员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所致，加之上诉人未按规定配备人员，主要责任在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个人行为所致。当被上诉人面对手持凶器的两歹徒，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未能做到为保卫国家财产临危不惧，但为保护金柜中25万元现金与歹徒周旋，使国家大额财产未受损失，亦尽到了一定的责任，不构成严重失职行为。案发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拿来13568.46元现金将犯罪分子从自己尾箱中抢走的现金全部补交给了单位，不能认为给上诉人造成重大损害，不具备开除公职的条件。且上诉人作出开除姚丽公职的处分决定，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决定，未报所在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违反法定程序，实属不当，应当恢复姚丽公职，安排工作，补发工资。被上诉人提出返还已交的13568.46元的请求，可另案处理。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1999）萨民初字第1145号民事判
（二）撤销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的建庆发（1999）54号文件中"关于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决定"。（案情由本文作者根据《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庆民终字第128号》整理）
2000年3月23日姚丽到建行大庆市分行商贸储蓄所报到，工作至今。
2000年6月16日建行大庆分行向姚丽宣布大庆建行党委对她新的处分决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姚丽表示不能接受，提出复议，两个月后复议被银行口头驳回，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仍然是姚丽的一块心病。
在姚丽事件之后，建行大庆市分行让全行的工作人员签署了一份安全保卫责任书，在这份责任书的责任指标中提到如发生事故和案件应立即报警，全体员工要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与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斗争，不惜一切保护好国家资产和财产安全，并且规定畏缩不前、拱手交出国家资金和财产的要处以罚款、处分以及刑事责任。（资料来源于互连网“美亚新闻中心”钟鹭文：《姚丽：不是英雄就是狗熊？》）

一裁二审的蝉联胜出，似乎标示着法律对“礼教”的胜利。然而，姚丽目前的无奈，已经不单纯是法律的悲哀。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两级人民法院均支持了姚丽的主张而否定了建行大庆市分行的结论，是完全符合法治原则并无可挑剔的：
姚丽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正当且值得肯定的，应当定性为一种紧急避险行为。紧急避险在刑法上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在民法上不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所谓紧急避险，是指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用损害另一个较小的权益，以保护较大的权益免遭危险损害的行为。这一行为有三个要件：（1）须有急迫危险。（2）须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或公共财产上急迫危险而为避险行为，以较小的损失避免较大的损失。（3）须避险行为不超过必要的限度。
姚丽作为一个纤纤弱女，面对持刀的劫匪扬言“不开箱就杀了你”，不可谓不是面临“急迫危险”；交给持械抢劫银行的歹徒区区1万3千余元钱款，而保住了保险柜内25万元现金和公章、票据，自然无超过“必要限度”之虞。唯一或许还不得不讨论，但实际上确实不应当是一个问题的问题是：姚丽是否以较小的牺牲维护了较大的利益：
如果可以假设，我们试图假设一下（事实上这种假设本身就是残忍的）：姚丽不是巧妙的与歹徒周旋，而是临危不惧，挺身抗争，以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首英雄的赞歌（这样的词句几十年来已经频繁亮相于广播、报纸等全部大众传媒，以至我们如此的耳熟能详）。我们已无需假设在此种假设下，其余两名储蓄员和银行钱款的命运，假设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姚丽以自己的生命保住了一万三千元钱款，是不是就是一种最佳和唯一的选择。这涉及到姚丽个人的生命权和国家财产权（按照通说，建设银行作为国有企业，其财产由国家享有所有权）的价值衡量问题。
生命无价，似乎在文学抒情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市民社会也是一条无可辩驳的真理。但是从政治国家的角度出发，得出生命权永远高于财产权的结论，显然也有失冷静。“生生大德”，保护生命是社会正义的第一原则，在这个原则面前，其他所有的理由都黯然失色。同时，生命的死亡不同于财产的损失，具有不可补救性。因此，生命价值在市民社会永远处于优先地位。比如船舶在航行中因救助人命而误期或对货物造成其他经济损失，不承担责任。在船舶优先权项目中，船舶在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权优先于财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邓瑞平．《船舶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0．）同时，救助海上遇险之人命通常作为强行法规范（例如《英国商船法，1995》，Article3，PartⅡof Schedule 11，参见杨良宜．《海事法》．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9,382．），并不得主张经济报酬。但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至关重要的国有财产为国运民生之所系，也是国家保障个体人权的物质基础，比如国家在战时为了保障对军需物资的所有权，要求军人的生命权服从国家的财产权似乎是一个法理上没有争议且法律上各国通行的做法。我国《刑法典》就将“战场上贪生怕死，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战时临阵脱逃”规定为“军人违反职责罪”加以处罚。此乃政治国家的法与市民社会的法之差异使然。对于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财产与个人生命权的衡量，国家的刑事和行政立法有时不能对此做出硬性规定，企业的自主立法（企业的自主立法构成法的渊源，参见：吴春香、陈朝晖．《论企业管理之法治化》[J]．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67．）强调对国家利益的保护，似乎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是可以接受的。这虽然是市民社会价值取向的例外，但或许解释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未尝不可，而且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渗透也可合理运动而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下列前提是必须存在的：第一，此类企业的自主立法必须要经民主程序，比如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方能生效。因为这不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问题，而是事关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广大职工都认为保障特定重大财产的安全确实较个人生命安全更加重要，这是全体职工乃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那么将此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也无违法之虞。当然其是企业员工协调意志而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只能以软法（SOFT LAW，是指法律拘束力比较弱的法律）的形式存在。而不经民主程序，由少数人作出对多数人的产生效力的规范，则不但是对群众路线的背离，也是对法治的破坏，对人权的践踏！第二，重要财产，应当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内，即必须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决不能以一个“国有财产”的名头将鸡毛蒜皮也计算在内。第三，英勇斗争不是无谓牺牲，必须有避免或挽回重大损失的现实可能。第四，企业自主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发生冲突，不得剥夺企业员工基于法律而享有的“紧急避险”之法定权利，否则即为无效。而建行大庆分行要求员工在决无生望的情况下为一万三千元的财产利益而生死相搏，显然不具备上述前提，是极不人道也难说公道的。如果说我国公民的生命权竟然不及一万三千元人民币的财产权，恐怕要得出中国人牛马不如的结论。依照此逻辑，严重失职、有负党和人民重托的银行行长杨日新，其价值几何自不待言。
之所以存在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样的称谓，是因为生命和财产都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所以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当然以生命权优先，但在政治国家，法律侧重保护哪方面的权利，最终需要考量的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利益——是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谬论。试问难道集体利益不是由个人利益构成（虽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累加）？集体利益只有通过关注个人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如果片面强调为了集体利益，个人应当无条件的做出牺牲，而不考虑利益的大小，其结果是集体利益的总量有减无增，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是不经济的，当然也是非正义的。显而易见，即使政治国家，也不能一概的将财产利益置于生命利益之上，否则也可能发生对正义的背弃。
战时的军需物资，是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它值得用鲜血和生命去维护。但是，在众所周知的荒唐年代，一位青年为了抢救被激流冲走的一粒稻谷，而“光荣牺牲”，只因为那是集体的稻谷，该青年便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这个故事曾经激励过一代人，其中渗透着的无知和愚昧，还有残忍和血腥，令人想来不胜唏嘘。然而即使今天，仍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和阴影。据一位朋友撰文说，其读小学的侄儿所在的学校老师问同学们：如果遇到洪水，是抢救学校价值几百元的电视机还是抢救自家几千元的电脑，几乎全班所有同学都答抢救学校的电视机，唯有该小儿答曰先抢救自家的电脑，随后再给学校买台电视机。没想到该回答竟然还是招致老师的批评，曰：心中没有集体！这个故事，虽然没有“舍身救稻谷”极端，但其逻辑却同出一辙。集体的利益再小，也比个人至关重要的利益为大。这个逻辑从经济学上来说是显然不成立的，至少以该小儿的做法，对集体利益无损，亦可满足个人利益。这样一个利己利他的选择，不知怎么就成了没有集体主义观念。难道在可以减少损失的情况下，无谓的扩大损失就成全了集体主义的宗旨么？这样的道理小学生都很清楚，相信有理智的成人不会有人不明白。上世纪80年代末刮起的“学赖宁”的热潮，当时本文作者作为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小学生（当时作者已经通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数百万字），对此便十分困惑不解：难道救火不应当由专业的消防队来进行么？一个初中生，挥舞一根树枝，对伟大而壮丽的救火事业可以贡献多少力量？难道这样的牺牲精神是值得推广的么？可惜作者的观点没有人理睬，皇帝的新装依然被心怀各种目的的成人吹捧和赞颂，乃至1994年4月，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家屯镇东马屯小学对面的山上发生山火，十几名六年级小学生争先恐后去救火，结果，８个孩子葬身火海。而事后据有关部门评估，那场山火烧毁的都是荒草败叶和不成材的杂木，根本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由此，大连市终于将“中小学生不得参与救火”明文下发，多少反映出认识和立法的进步。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难道只有透过鲜血的折射才可以感知么？
爱国，爱集体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一定的“付出”和“奉献”也是爱的必要表达，但不是只有“割肉饲鹰，舍身饲虎”才是真正的爱。奉献也许不当谋求回报，但不能没有价值。本文作者的女朋友，总是三天两头给作者下达各类工作任务，要求作者毫不迟疑的效犬马之劳。先是满足她自己的奇思异想，后来发展到与她有交往的一干人等的鸡毛琐事。总之要求作者必须对这些毫无意义又劳神费力的付出乐此不疲，才能表明作者对她的爱意。我们知道“爱”不是“烽火戏诸侯”或“一骑红尘妃子笑” （杜牧《过华清宫》），也不是单方面的无条件付出。给褒姒、玉环等绝世美女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当然不公，但她们恐怕确实不如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贤良。同样，国家要求其国民爱她，这种对爱国精神的解读也不能是“空见蒲桃入汉家” （语出李颀《古从军行》, 汉武帝时为了求天马（即今阿拉伯马），开通西域，乱启战端。当时随天马入中国的还有“蒲桃”和“苜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之旁，弥望皆是，然而其代价却是“年年战骨埋荒外”）。贺卫方教授指出：“银行里的国家利益不仅仅是金钱，职员的生命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上海劳动律师在线” 《北大法学博导贺卫方谈姚丽事件》）所以国家在要求其国民爱国的同时，也要负起保障国民生命安全的责任和使命，而不能单方面的要求其国民“应将性命逐轻车” （李颀《古从军行》）。好在本文作者乃一介布衣，女朋友任任性，耍耍小孩子脾气，迁就一下也不会背负“红颜误国”的骂名。可是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如果也任性起来，也来点孩子气，那麻烦可就大了：其结果是国民的幸福和自由无从谈起，国家也将在病态中扭曲其栋宇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