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法制儒家化

王胜宇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 ，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
　　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 。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关于法制儒家化的起点，瞿同祖认为始于魏，但后来学界大多认为始于汉；终点也颇有争议，大多认为完全儒家化在于唐。这里采通说。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373-374．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植树条例

(2009年9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9年9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4号公布 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推动义务植树活动深入开展，促进国土绿化，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开展义务植树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实行政府统一领导，主管机构组织，单位具体实施，公民广泛参与的组织形式;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科学栽植，加强管护的原则。

　　第四条 18周岁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和18周岁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包括居住满一年的暂住居民)，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每人每年无报酬地履行植树3至5棵的义务，或者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林木管护或者其他绿化任务。

　　11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应当根据实际条件，有组织地就近参加力所能及的义务植树活动。

　　其他年龄的公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愿参加力所能及的植树活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义务植树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行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并将义务植树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绿化委员会，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义务植树活动和城乡绿化工作。绿化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具体负责义务植树活动的组织实施、协调指导、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应当按照城乡绿化一体化的要求，制定义务植树规划和年度栽植计划，建立义务植树登记和考核、奖励制度。

　　第八条 义务植树年度栽植计划由县(市)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办事机构下达到本行政区域内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并明确栽植区域、时间、树种、数量、质量、成活率要求。

　　确定栽植区域应当充分考虑灌溉条件，并适合树木生长。

　　第九条 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城镇个体工商户、无业居民和暂住居民参加义务植树;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农牧民参加义务植树;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负责组织本单位人员参加义务植树。

　　组织实施义务植树的单位，应当按照绿化委员会办事机构下达的年度栽植计划完成义务植树任务，如实报送完成情况，并接受栽植指导、监督检查和考核。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对义务植树实施栽植指导，确保栽植质量，并对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达不到栽植质量要求的，应当按照绿化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要求补植或者重植。

　　第十一条 义务植树栽植的林木、绿地，由林权所有者承担管护。林权所有者可以采取专业管护、招标承包等方式进行管护，实行责任到人，确保达到规定的保存率。承担管护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向县(市)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办事机构提出申请，经其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给予适当补助。

　　第十二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绿化荒山、荒地，或者开展植纪念树，造纪念林，认种、认养树木、绿地，保护古树名木，管护林木等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建立义务植树基地。

　　在宜林荒山、荒地义务植树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义务植树营造的林木，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规定的，享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第十四条 本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植树义务，可以通过依法缴纳义务植树绿化费以资代劳的方式履行。不履行植树义务的，应当缴纳义务植树绿化费。绿化费按照每人每年3个劳动工日计算。绿化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办事机构征收或者委托有关部门代收。

　　义务植树绿化费的具体收缴和使用办法，由自治区绿化委员会办事机构协同财政、发展和改革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办事机构可以采取依法拍卖林木、绿地冠名权或者接受捐赠等方式，筹集义务植树绿化资金。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办事机构征收的义务植树绿化费、筹集的义务植树绿化资金，应当按照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用于义务植树活动所需的苗木等费用支出，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树木，保护义务植树成果，对破坏义务植树活动的行为，有权制止和举报。

　　采伐、更新义务植树栽植的林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加强义务植树、国土绿化的公益性宣传，增强公民植绿、护绿、爱绿等生态文明意识。

　　学校应当结合综合实践教学活动，开展义务植树教育。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对在义务植树活动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未达到年度义务植树考核目标要求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当年与绿化有关的荣誉称号。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给予行政处罚：

　　(一)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植树义务，又不缴纳义务植树绿化费的，责令限期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的，除按规定收缴绿化费外，并处以应缴义务植树绿化费1至2倍的罚款;

　　(二)植树单位达不到栽植质量要求，又不按要求补植或者重植的，对单位处以应当补植或者重植所需费用2至3倍的罚款。

　　(三)承担管护任务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管护义务，造成损失的，责令限期补植;逾期不补植或者补植不合格的，处以损失价值1至5倍的罚款;

　　(四)损毁义务植树栽植的树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植1至3倍的损毁树木;逾期不补植或者补植不合格的，处以损毁价值1至5倍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盗伐、滥伐义务植树栽植的树木，侵占义务植树绿化设施或者义务植树栽植的苗圃、绿地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截留、挪用、贪污义务植树绿化费、义务植树绿化资金，或者在义务植树活动中有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水利、交通、铁路、石油、矿山等有关部门、单位，除完成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绿化任务外，还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当地义务植树活动。

　　驻疆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参加当地绿化委员会组织的义务植树活动。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1995年10月27日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2004年11月26日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义务植树条例》同时废止。